山东名人集锦

梅庐

刘桢

刘桢（？--217），。字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人。建安七子之一。曾为曹操丞相掾属。其诗刚劲挺拔，注重气势，不尚雕琢。后人以他与曹植并称，谓"曹刘"，声誉甚高。但其诗作流传甚少，多为酬赠亲友之作。代表作《赠从弟》三首，以比兴手法抒写情怀，其中"亭亭山上松"一首尤为著名，为后人所赞赏。诗中歌颂了松柏不罹凝寒的本性，表现出诗人"真骨凌霜，高风跨俗"（钟嵘《诗品》）的高尚品质。

梅庐

张择端

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省诸城市）人。宋徽宗时为宫廷画家。少年时读书，到京城汴（今河南省开封市）游学，后学习绘画，擅长界画，尤喜画舟车、市桥、廓径，自成一家。作品仅存两幅，除《清明上河图》外，还有《西湖争标图》。

《清明上河图》，长卷，绢本，淡设色，纵 24。8厘米，横528。7厘米，藏故宫博物院。"清明"，为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按民间风俗，这个节日的主要活 动是祭扫先人茔墓。也有人认为此图"清明"指汴梁外城东郊的清明坊。但一般认为《清明上河图》是描绘北宋京城汴梁及汴河两岸清明时节的风兴。开卷处画汴京近郊，疏林薄雾，农舍田畴，春寒料峭，有往城内送炭的小毛驴驮队。渐次柳枝成丛，嫩绿新发，行人往来，其中有踏青扫墓归来的轿乘队伍和长途跋涉的行旅。中段写汴河，汴河 由黄河受水，从西向东横贯汴京城南部，流入淮泗，是当时南北交通孔道，为北宋王朝国家漕运枢纽。画中巨大的漕船，或停泊于码头，或往来于河心，造成一片繁忙景象。汴河上有一座规模宏敞的横跨拱桥，其桥无柱，以巨木虚架而成，结构精巧，形制优美，宛如飞虹。这座桥一说是"上土桥"，在汴京内城东角子门外，一说是离汴京外城七里的虹桥，还有一说是"上土桥"。桥的两端紧连着街市，车马行人，南来北往。一艘巨大的漕船，正在放倒桅杆，准备过桥，船夫们呼唤叫喊，紧张操作，引来了看热闹的人群，成为全画的珍个高潮。后段写市区街道，以高大雄伟的城楼为中心，两边街道纵横，房屋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肢店、肉铺、寺观、公廨等。各类商店经营着罗锦布匹、沉檀香料、香烛纸马等。另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等，各行各业应有尽有。街市上行人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土农工商，男女老幼，各个阶层人物无所不备。《清明上河图》是一幅写实性很强的作品。所绘什物，都具有典型代表性，时代气息浓厚。画面细节的刻画十分真实，如桥梁的结构，车马的样式，人物的衣冠服饰，各业人员的不同活动等等，描写具体入微，生动丰富，其反映社会生活和物质文明的广阔性与多样性，有着文字难以替代的文献史料价值，是了解12世纪中国城市生活极其重要的形象资料。《清明上河图》在表现手法上，彩了传统的手卷形式，全图以不断移动视点的办法，即"散点透视法"来摄取所需的景象。大到广阔的原野、浩瀚的河流、高耸的城郭，细到舟车上的钉铆、摊贩上的小商品、市招上的文字，和谐地组织成统一整体，繁而不乱，长而不冗，段落分明，结构严谨。画中人物多达500余人，不惟衣着不同，神情气质也各异而且穿插安排着各种活动，其间充满着戏剧性的情节冲突，令观者看业，饶有无穷回味。其笔墨技巧，兼工带写，线条遒劲老辣，与一般的界面大不相同。《清明上河图》无作者款印，据卷后金大定丙午（1186）年张著的跋请，得知作者是张择端。卷后其他题跋诗文的尚有金代张公药、王间、张世积，元人杨准，明代李贤、李东阳、吴宽、陆完、冯保等人，说明此图曾经被北宋、金、元、明、清内府和许多私人收藏过，是一幅流传有绪的名迹。

梅庐

黄 巢

　　　　　　　　　　　　　　　　 　(?——公元8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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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却曹州天下反”
　　黄巢，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家庭出身为私盐贩，兄弟八人，他排行第二，人称二郎。曹州人民性格豪放，心胸宽广，自古就有练武术、习枪棒的传统。黄巢也下例外，他自幼喜欢练武，精通剑术，善于骑射，有一身好武艺。他父亲也曾让他读经史，学诗文，希望通过科举寻个出路，但象他这样出身的“下贱人”，当时是不会被录取的，因此，虽多次到京城长安考进士，但都失败了。黄巢对唐朝的黑暗统治本来就深怀不满，几次进京考试，更使他看清了唐朝政治的腐败。
他曾借菊咏志，写了一首《赋菊》诗：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阵香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在这首诗中，他以豪迈的气魄，抒发了自己要改天换日，推翻唐朝统治的志向。黄巢生活在唐朝末年，那时候，由于政治腐败， 藩镇混战，横征暴敛，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农民 失去了土地，但仍然要交土地税，庄稼还没下种，就 收“青苗钱”，还有盐税，茶税，连农民的房子、家具也收税，各种税收把农民压得透不过气来。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河南，河北、山东、淮北一带，又发生了大旱灾，麦收不过往年的一半，秋收颗粒不得。贫苦农民只能吃蓬蒿种子和树叶过日子，更有的人连这些东西也吃不上，无数的人被活活饿死。曹州一带，灾情特别严重，那里流传着一首歌谣：“金色蛤蟆争怒眼，翻却曹州天下反!”这歌谣暗示着，一场大革命风暴就要到来了。
　　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十二月，王仙芝聚众三千人， 首先在长垣(今河南长垣)起义，他自称“天补平均大将 军兼海内诸豪都统”，表示要统率天下豪杰，均平人间 的不平。起义军很快攻下曹州，声威大震。乾符二年 六月，黄巢率众几千人在冤句起义，响应王仙芝。两支 起义军很快汇合到一起，“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 月之间，众至数万”。一场向唐王朝发动猛烈冲击的伟 大农民战争开始了。
　　　　　　　　　　　　　　　　　　　横扫大江南北
　　黄巢起义后，唐朝统治者十分恐慌，他们急忙从河南、山东、淮南各地调来大批军队，以平卢节度使(驻青儿今山东益都)宋威为统帅，向农民军发动进攻。乾符三年七月，王仙芝在沂州（今山东临沂）被宋威打败。农民军感到在山东不易发展，便化整为零，离开山东，转向河南。宋威则错误地认为，农民军已被打垮，于是向朝廷报告“仙芝已死”，并遣散各支军队，他自己也带兵返回了青州。
正当唐朝统治者盲目乐观，“百官入贺”，举朝庆祝胜利的时候，却传来了王仙芝由山东乘虚进入河南，攻下汝州(今河南临汝)，活捉刺史王镣，兵锋直指洛阳的消息。唐朝统治者又着了慌，他们紧急调兵，一面加强洛阳防务，一面对农民军进行包围，企图把农民军消灭在河南。王仙芝、黄巢却突然挥军南下，眺出了包围圈，进入江汉流域，一直打到蕲州(今湖北蕲春)去了。“围剿”失败后，唐朝统治者又采取了诱降手段，一再派人以官爵拉拢王仙芝投降。王仙芝动摇了，但却遭到以黄巢为首的农民军将领们的坚决反对。唐朝统治者的招降阴谋虽未得逞，但却造成了农民军的分裂，黄巢率领两千人，返回了山东，而王仙芝率领的农民军在黄梅一战，损兵五万多人，王仙芝本人也牺牲了。
黄巢回到山东后，曾一连攻下郓州(今山东东平)、沂州(今山东临沂)等城，但农民军经常遭到唐兵的围攻，不 易发展。黄巢看到南方唐兵较少，而且物资丰富，于 是，他决定避实击虚，于乾符五年三月，率领大军横 渡淮河，长江，打到江南去了。黄巢在江南，严惩贪官污吏，开仓济贫，贫苦农民欢天喜地，成群结队前来投军，农民军很快发展到数十万人。为了号召农民参加反唐斗争，黄巢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表现了要冲破唐天，均平不平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黄巢进入江西后，很快攻占了虔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苟吉安)、饶州(今江西波阳)，信州(今江西上饶)等城，旋又进入浙江，攻占越州(今浙江绍兴)，迫使唐浙东观察使崔谬(qifi球，投降。等到唐兵追来，黄巢却又发动群众，以惊人毅力开山路七百多里，由浙江进入福建，把唐兵远远抛在后边。面对崇山峻岭，唐兵目瞪口呆，根本没有勇气爬过山去，只好退兵，因而农民军顺利攻下福州。乾符六年一月，农民军进入广东，九 月，攻下南方重镇广州。广州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口 岸，是唐政府的主要赋税供应地之一，攻占广州，就从政治上、经济上给了唐朝重大打击，这是队伍已有了五十万人，已经完全有能力推翻唐王朝了。

　　　　　　　　　　　　　　　　　　　建立大齐政权
　　黄巢攻占广州后，农民军经过短期休整，在武器和装备上得到了补充，战斗力也加强了。黄巢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计北伐。他以“义军百万都统”的名义，发布文告，痛斥唐朝的黑暗，向人民宣告，这个政府已不可救药，必须推倒。
　　乾符九年十月，农民军开始北伐。大军先在桂林集结，随后沿湘江顺流而下，很快攻下潭州(今长沙市)消灭唐兵十万人。又乘胜北上，攻下江陵，但由于轻敌，农民军在荆门(今湖北荆r1)为唐兵所．败。黄巢改变了进军路线，折而东下，又进入江西，经皖南、浙江、江苏，于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六月， 自采石横渡长江，进入河南。农民军“所过不掳掠，惟取丁壮以益兵”，纪律非常严明。为了分化各节度使的军队，黄巢宣布：“各将应驻守原地，不要侵犯我军锋芒，我将入洛阳，去长安，问罪唐天子，与诸公无关。”这个文告，确实起到了分化瓦解敌人的作用，各藩镇节度使多按兵不动，洛阳孤立无援，唐东都(今洛阳)留守刘允璋只好率文武官员开城门投降。
　　十二月三日，黄巢农民军内外夹攻，很快攻下潼 关，逼近长安。五日，唐僖宗带领少数随从仓惶出逃，唐金吾大将军(京城卫戍司令)率文武百官数十人迎降 于坝上。农民军“甲骑如流，辎重塞途”，浩浩荡荡开进长安，长安市民喜气洋洋，纷纷走上街头，夹道欢迎农民军将士。农民军大将尚让对前来欢迎的市民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不象李家皇帝那样虐待你们，你们尽管安居乐业好了。”农民军战士还把钱帛衣物送给贫苦人民，长安城内一片欢腾。农民军进入长安，唐宗室，贵族，官僚全都成了俘虏，农民军“杀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而“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这些往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统治者有的被杀，有的被关押，有的被驱逐，往日威风扫地以尽。“扶犁黑手翻持笏(hu户，食肉朱唇却吃齑(丌基)。” (农民扶犁的手反而拿起上朝的笏板，当了大官，往日吃肉的公子小姐今天却只能吃咸菜)“贵落深坑贱出泥”，往日被压在最底层的穷人，今天扬眉吐气走上了街头。长安城里确实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
　　十三日，黄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年号“金统”，国号“大齐”，任命尚让为宰相，，主持政务，孟楷、洪知左右军，主持军务，原唐太常博士皮日休任翰林学士，主持诏令，唐三品以上官一律免职，听候处理，四品以下官员暂时留用。“大齐”农民政权建立起来了，黄巢把唐末农民战争推向了最高潮。

　　　　　　　　　　　　　　　　　　　　血洒狼虎谷
　　大齐政权虽然建立了，但长安城外的一些重要据 点，依然为唐藩镇节度使控制着，各地地主武装，也结寨自保，与农民军为敌。在逃的唐僖宗还有一定的号召力，长安城内的粮食也很缺乏。在这一形势下，黄巢应当派兵追歼唐僖宗，消灭长安郊区的藩镇力，向四周扩大占领区3转运粮食到关中，解决长安城的粮食供应；还应彻底清查、镇压长安城内的反革命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以长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均平”口号，对农民有很大的号召力，但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还必须采取具体措施，逐步实现“均平”，才能真正取得农民的支持，夺取全国的胜利。
　　可是，在上述许多重大战略、策略问题上，黄巢却犯了一系列错误，他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完成上述战略任务，数十万大军仅驻守长安。这样一来，就使唐僖宗得到了喘息和集结兵力的机会，中和元年（公元881年，四月，唐僖宗在成都站住了脚，长安城外也形成了以风翔节度使(驻今陕西风翔)郑畋(ti6n田)为首的反革命营垒。郑畋被任命为“诸道行营都统”，在他的指挥下，各节度使联兵向长安发动了进攻。长安城内的 反动分子也不甘心失败，他们有的造出谣言，预言大齐政权长不了，有的贴出打油诗，攻击大齐政权，还有人与唐兵暗中勾结，向他们提供情报，表示愿作内应，等等，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因此，革命形势很快发生逆转，大齐政权受到反革命“围剿”，处于严重危机之中。
　　由于唐兵的封锁和“围剿”，长安的粮食来源断绝，几十万农民军饿着肚子打仗，处境十分困难在这关键时刻，驻守同州(今陕西大荔)的农民军将领朱温又叛变降唐，掉转矛头进攻农民军。另外，唐政府还借来沙陀族李克用的骑兵，不断向农民军冲击。大齐政权的处境更困难了，为了保存力量，在中和三年五月，黄巢退出长安，进入河南。
　　黄巢退出长安时，兵力尚有十八万，这时若能采取正确战略策略，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可是，黄巢在河南坚持斗争一年多的时间里，却又犯了错误，大将孟楷率先锋部队攻陈州（今河南淮阳）兵败牺牲，黄巢大怒，决心为孟楷报仇，集结主力围攻陈州，十个月不能下，犯了兵家大忌，给唐政府提供了调兵遣将的时间。大批唐兵赶到了，在决定命运的陈州战役中，黄巢失败了，农民军损失很大，随后又在中牟（今河南中牟)遭到李克用骑兵的袭击，死伤万余入，大将尚让等也叛变了，农民军只剩下千余人。
　　黄巢率领农民军残部退入山东，唐将朱全忠、李克用、时溥等尾追不舍，农民军且战且退，一败再败，中和四年六月十七日，黄巢退至泰山狼虎谷襄王村(今山东莱芜县境)翁某家里时，身边就只剩下兄弟黄邺、黄鄹及外甥林言等几个人了。唐兵追来，黄巢见大势已去，失败已成定局，便长叹一声，悲壮地自杀了。
　　黄巢的妻子、兄弟、外甥，有的自杀，有的被俘遇害，全家都为农民战争献出了生命。
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是继赤眉之后在山东爆发 的又一次全国规模的伟大的农民战争，这次农民战争， 坚持十多年，行程万余里，最后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的革命斗争精神，却光芒四射，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梅庐

柯 劭 忞
　　　　　　　　　　　　　　　 　(公元1850年一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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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学与勤奋
　　柯劭忞，字凤荪，号蓼园，生于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山东省胶州人。他出身于书香之家，双亲都是清末山东有名的文人。父亲柯蘅，曾受业于福建学者陈寿祺，长于诗词，对经学和史学也有相当研究。母亲李长霞，是掖县学者李少伯的女儿，有“诗古文词，冠绝一世”的美誉。
柯蘅夫妇非常重视培养自己的子女。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他们为躲避战争，由原籍移居潍县，在流离迁徙中，还“昕（xTn心）夕教子女以经史词章之学无少间”。家学渊源，使柯劭忞的智力得到较早的开发。
　　他幼年时就能娴熟地吟咏一些诗词。七岁已能写出“燕子不来春已晚，空庭落尽紫丁香”这样颇具意境的诗句。十六岁考中秀才，二十岁又考中举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业的进步，柯劭志的求知欲愈加强烈。有人说他青年时期“沈酣典籍， 近于入魔”，这话是不过分的。有一次，在一个严冬的早晨，他坐在火炉旁读书，由于精力高度集中，衣袖被炉火烧着了，竟没有感觉到。还是他父亲来到室内，发现烟气弥漫，才把衣袖上的火及时扑灭。青年时期的勤奋好学，使他掌握了比一般人更多的学识和治学能力，从而为他后来在学术上做出重要贡献打下了深厚的功底。
　　　　　　　　　　　　　　　　　编修《新元史》
　　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柯劭忞到北京参加会试，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从这时起，他对元朝历史的研究发生了兴趣，立志要编写一部《新元史》中国历史悠久，史学也向称发达。历代编撰的史。籍之多，不可胜计。到清代为止，仅列为正史的就有二十四部。二十四史有许多是编得所撰《史记》即为世界公认的史学名著之一。但也有一些编得较差，象明朝宋谦等人编修的《元史》，算是其中最差的一部。该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史实错漏、详略不均、杂乱重复等等。对于旧《元史》存在的问题，明初至清末不断有人提出过批评，有些人曾予以正误或补遗，有些人则欲重修。如清初的邵远平，曾参阅元朝典籍，撰《元史类编》四十二卷。乾隆年间的钱大昕，也曾计划重修《元史稿》一百卷，成书的有《艺文志》和《氏族表》。鸦片战争前后的魏源，开始接触西方史籍，发愤撰《元史新编》九十五卷。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洪钧则利用出使德、俄等国的机会，收集西方有关蒙古史料，作《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稍后，屠寄又进一步吸收国外史料，作《蒙兀儿史记》一书，等等。这些编著都不同程度地克服了旧《元史》存在的问题，推进了元史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又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缺陷，如记事简略、有目无篇等，都不能算是完史。所以，重新编修一部史实详尽、系统完整的《元史》，仍然是当时中国史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柯劭志正是在此情况下选择了元史作为研究对象，立志要编修一部《新元史》柯劭忞自入翰林院以后，长期在清政府学术和教育机关任职。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他以翰林院编修的资格出任湖南学政。返京后，历任国子监司业，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等。光绪三十二年他被派赴日本考察学务。回国后，又以翰林院侍读的资格出任贵州提学使、学部丞参上行走，官至典礼院学士。他在担任这些职务期间，一直坚持收集和研究元史资料，并利用翰林院的便利条件得到了一些珍贵的史料，为编修《新元史》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1911年清朝灭亡后，柯劭忞“闭门谢客，一意著书”。他荟萃中外新旧元史资料，勘审邵、钱、魏、洪等人的撰述，积三十余年的精力，于1919年完成了《新元史》的编修。接着，他又不断修订，直到1930年才最后定稿。
　　《新元史》是一部二百五十九卷的元史巨著。该书包括纪、表、志、传四大部分，体例与旧《元史》相同，细目与内容则增订修正之处很多。如在纪中，增加了《序纪》《昭宗纪》等，其中《序纪》详细记述了成吉思汗建国以前的历史3在表中，合《宗室世系表》、《诸王表》为《宗室世表》，增加了《行省宰相年表》，在志中，将《礼乐志》一分为二，删去了《祭祀志》；在传中，将《儒学传》分为《儒林传》和《文苑传》，删去了好的，西汉司马迁《奸臣传》《叛臣传》和《逆臣传》，增加了《韩林儿传》《夷蛮传》等，其中《韩林儿传》系统地记载了推翻元朝的红巾军大起义的史实。该书的主要学术价值，在于将明清以来关于元史研究的成就，作了综合整理，使 之成为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专书，纠正了旧《元史》的一些严重缺陷，因此，它的问世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
　　当时中国史学界许多人认为它“熔铸新旧材料于一炉．集元史学之大成”。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将《新元卑》列为正史之一，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柯劭志的这一成就也得到了国际史学界的承认，1924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赠与名誉文学博士。

　　　　　　　　　　　　　　　　　　总纂《清史稿》
　　1914年北洋政府设立清史馆，集中清朝遗老一百数十人编纂清史，任命赵尔巽为馆长，缪荃荪、柯劭志等人为总纂。此时，《新元史》的编修尚未完成，柯劭志又承担了这项工作。在清史的编纂中，柯劭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分工负责本纪部分的总阅稿，整理了《儒林》《文苑》《畴人》等三个传，独自撰写了《天文志》，并指导天文台人员撰写了《时宪志》，另外，还撰写了若干人物传。
参予编纂清史的人员变动很大，有早退出者，有晚加入者，柯劭忞是自始至终主持其事的少数人之一。而且，赵尔巽去世后，他还兼代了馆长职务。1927年《清史稿》成书，1928年付印成册。该书虽有不少缺点和问题，但对清史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柯劭志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而且也是当时中国少有的渊博学者，“凡经史词章、小学、天文、历算、金石，无不精通”。他能够编修《新元史》和总纂《清史稿》的许多部分，就反映了这一点。他平生的著述，除已出版的《新元史》和《清史稿》，还有《新元史考异》、《蓼园诗钞》《春秋谷粱传注》等；未出版的有《译史补》、《尔雅注》《文献通考注》、《校刻十三经》及所附札记、文集等。1933年8月柯劭忞病逝于北平太仆寺街寓宅，终年八十四岁。

梅庐

李 开 先

　　　　　　　　　　　　　　　 　(公元1502年——15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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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开先，字伯华，号中麓，自称中麓子或中麓山人，山东章丘人。他前后做官十几年，罢官还乡后，主要从事文学创作，是明代中叶著名的文学家和戏曲家。
　　　　　　　　　　　　　　　　　爱国忧民 清正廉洁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李开先赴“乡试”中了举 人，第二年考中进士。开始在户部做官，任云南司主事。这时明朝北部蒙古俺答部不断南下骚扰，北方人民深受其害。从嘉靖九年起，李开先先后两次奉命运送军饷去宁夏边防。到前线后，他才发现，边患严重，是因为边帅苟且偷安，防御废驰，军政腐败。可他们却谎报军情，掩耳盗铃。李开先对此忧心于怀，他曾希望能澄清吏治，强国利民，但小小主事的意见并没有引起重视。
　　嘉靖十三年，李开先被调到徐州管理广运仓。明朝制度规定，仓务管理，除朝廷命官外，同时派宦官监督。李开先到职后，看到粮政同样弊端百出。不仅胥吏们串通盗窃，宦官们也都贪污中饱，运粮的军民深受其害。他决心革除积弊，厉行整顿。当时是宦官横行天下的时代，整顿必先损害宦官们的利益。所以，工作一开始，就处处受到抵制和破坏，使整顿无法进行下去。李开先的抱负虽难以实现，但他忧国爱民的精神却受到朝野的钦佩。
　　不久，他调职吏部这是管理官吏任免升黜的衙门。在那里，他依然公正执法，主持正义，严拒贿赂。一些妄图从他那里捞点好处的人，结果都碰壁而回。
一些被冤枉的人往往得到昭雪。有个叫茅坤的人，因抨击告发权贵，当权者要把他贬放，加以陷害。李开
　　先得知实情后，不惧权势，仗义执言，茅坤终于免遭陷害。后李开先被人推荐，升任太常寺少卿。
　　但这时朝政日趋腐败女嘉靖皇帝常年不理政事， 内阁大臣们热中于争权。连年的灾害和繁重的赋役，逼 得人民背井离乡，四散逃亡。嘉靖二十年夏，明皇室的宗庙遭受雷击，趁这个机会，李开先联合了几位好曾友上疏弹劾当时的夏言一伙。但这时正是夏言炙手可 热的时候，结果李开先被削职罢官，放还乡里。
　　这对一心报国、壮志未酬的李开先虽是一个沉重 打击；但却不能改变他的忧国忧民之心。家居生活使他更容易接近人民，了解人民的痛苦。他写下了《悯农》、《忧时事》等大量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疾苦的诗篇。尤其是对故乡章丘的人民，更给予极大的同情，他写了《白云湖子粒考》《苏息民困或问》等文章，揭露，鞭笞官府和地主对农民沉重的剥削和压迫。
　　当他听到北疆俺答不断进犯，东南沿海倭寇连续 骚扰的消息后，更是痛心疾首。《边事》《夏日闻倭报》《候虏信》等诗文中，都表露了李开先的爱国之情。

　　　　　　　　　　　　　　　　　　词坛雄将 曲部美才
　　李开先很有文才，“为文一篇辄万言，诗一韵辄百 首”。他爱好诗词、歌赋，散文。在其一生的著作中，最多的是词曲，其次是散文，再次是诗。和当时的王慎中、唐顺之、陈束，赵时春、熊过、任翰、吕高等人齐名，号称“嘉靖八才子”。
　　回乡后，李开先与同乡好友结成“词社”，又组织 成立了严富文堂词会”，自任会长。会友们常聚在一起， 分题定韵，进行创作。嘉靖三十五年，李开先回乡后 创作的诗词文章第一集编刻问世，他亲自取名《闲居 集》。其中收录诗词四卷，文章八卷，洋洋万言。他又 收辑创作对联千千余联，名曰《中麓拙对)>。他的诗词 文章，不受旧框框的束缚，信手放笔，纵横自如！“有 天然自在之趣”。
　　李开先非常推崇民歌。民歌在封建社会被称作“流 俗琐碎，士大夫所不道者”。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而他却重视搜集整理，他先后编刻的民歌集有《烟霞小稿》、《傍妆台小令》等好几种。李开先认为：“真诗 只在民间。”这在当时确是很进步的见解。
李开先在戏曲方面有较大的成就。他自青少年时 期就爱好戏曲，曾认真读过金元两代八百多个作家的 千千多种作品他一生创作也很丰富，改定元人杂剧 数百卷，用金元院本形式写成杂剧《园林午梦》等六种， 写有散曲《卧病江皋》等多种。尤其是他写成的令曲《中 麓小令》，流传很广，当时乡村街头到处有人歌唱。为 这部曲题“跋”的名流达八十四人。直到晚年，李开先还在努力撰写戏曲理论著作《词谑》一书。
　　嘉靖二十六年，他的戏曲代表作《宝剑记》问世。 这是根据《水浒传》中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改编的， 是一部著名的传奇作品，当时被称为“古今之绝唱”。虽然写的是宋代故事，实际上却是借古讽今，表达了李开先对当时黑暗政治的强烈不满。
此外，李开先还有传奇作品《登坛记入《断发记》等等。对他丰富的创作，时。人评价很高，称誉他是“词 坛之雄将，曲部之美才严。
　　　　　　　　　　　　　　　　　博学广交 一代名流
　　李开先对事业、对生活，有美好的追求，充满了热爱。有人说他一生有“三好”，‘好戏曲，二好藏书，三好交友。
　　受他父亲李淳的影响，他曾发愤研究经学。“穷经学，讲时务”，学以致用，改造社会，治国利民。他曾立志以功名自见，：谁知现实是无情的。功名未成反被削职为民。但从此也使他与读书、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开先爱读书，买书，抄书和藏书。他做官时的 薪俸大部分花在买书上。-他曾一度任过翰林院编修，借工作之便，抄了一部分朝廷秘阁所藏的不易见到的 书。他在故乡住处，特意修建了一座藏书楼，名曰“藏 书万卷楼”。实际上，他的“藏书不啻(chi翅)万卷，止以万卷名楼严。其中词曲书收藏最多，有“词山曲海” 的称号。他也珍藏了许多名画，并写了一部《中麓画 品》。后人称赞他的藏书是“甲于齐鲁”，“名闻天下”。 他不仅藏书，更爱护书。他的藏书都经过精心装裱。为了裱书，他把家里的绫、绮等丝织品都用光了．甚至把做官的“朝衣”也剪了用于裱书。
　　李开先非常好客，喜欢结交朋友。只要有共同的 政治理想和文学主张，都视为知己。他曾去陕西登门 拜访著名的戏曲家王九思和康海，三人一见如故，结 为“石友”。李开先曾写下了一首长达二千言的散曲 《赠康对山》。他的《宝剑记》写成后，年已八十多岁的 王九思亲笔为它写了后序。
在李开先的家中，经常是宾客盈门，即使是风雨 天气，也有人来访。河南杞县人苏洲，号雪蓑道人，慕名访问李开先，家人见他头戴破草帽，身穿旧蓑衣， 不象文人，拒不通报，而那人却骑在门槛上就是不走。 李开先听说后，忙吩咐仆人：“快快有请，他要喝茶。” 仆人奇怪地问，“老爷怎么知道他要喝茶?”李开先答： “人顶草骑木，还不是个‘茶’字嘛I”两人见面畅谈，十分投机，成了终生好友。
　　李开先还善长棋艺，精通象棋，“被誉为海内无两 手”。嘉靖皇帝曾封他为“天下第一棋”。李开先还著 有《象棋歌》流传至今，是研究我国古代象棋很有价值 的资料。

梅庐

李 攀 龙

　　　　　　　　　　　　　　　 (公元：1514年——15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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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十六世纪中叶，明代文坛上出现了著名的 “后七子”。七子之首，就是当时蜚声朝野、极负盛名 的李攀龙。
　　　　　　　　　　　　　　　　　　刻苦求学二十年
　　李攀龙，字于鳞，自号沧溟(ming名)，历城(今东济南市)人。当他振声扬名的时候，“海内学士大夫，无不知有沧溟先生”。然而，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经历的却是一条艰难坎坷的道路。
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父亲李宝，佣工在 外，除了偶尔托人捎点工钱回来， 自己常年不回家。
　　李攀龙九岁时，父亲去世了，抛下他们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清苦度日。母亲为了能够供应儿子上学读书， 起早贪黑地缝补纺织。好不容易才积攒了几个钱，送李攀龙上私塾就学。
　　李攀龙入学后，刻苦读书，勤奋好学。别人家的豫子，要靠老师的“戒尺”督促，才肯念书，而他则常常拿着书，主动登门找老师求教。他善于动脑子，爱钻研，有时提出一些问题，把老师也难住了。后来，官府的县学，收他做“诸生”(当时县学学生的通称)。穷人家的孩子能进县学，这可是难得的机会。从此李攀龙读书更加勤奋努力了。
过了一段时间，李攀龙渐渐地有些讨厌他所学的课程。当时的学校，尤其是官办学校，所学课程主要是儒家经典。宋朝朱熹所注释的“四书五经”是官定的课本，它严重束缚了学生们的思想。还有训诂学，更令人感到枯燥无味。李攀龙有自己的爱好，他喜欢汉唐以前的古文古诗，经常背着老师阅读这些东西。有时候，他还和同乡好友、结拜兄弟许邦才、殷士儋等人一起，：溜出校门，跑进山涧丛林，尽情地吟诗作赋，这是他最感到痛快的时候。
　　谁知这却招来冷眼和责难。有人说他不务正业，没出息。甚至有人公开指责他是狂生。听到这些李攀龙却不与他们计较，后来甚至以“狂生”，“狂夫”自居，表现了不同流俗的品格。
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山东提学佥事王慎中视 察学政，发现李攀龙是一个有才华、有志向、有作为 的青年，对他的文章极为赞赏。这一年，在王慎中主 持的“岁试’中，李攀龙名列第一名。嘉靖十九年，他 以优秀成绩考取乡试第二名。三年以后（公元1544年)中了进士取得了做官从政的资格。
　　　　　　　　　　　　　　　　　　有善政的清官
　　李攀龙中进士后，先在吏部见习政事，不料想一 场病迫使他休职一年。嘉靖二十五年，才重新回到京 城。这一年正好是“大比”之年，李攀龙被任命为京都 顺天府(今北京市)乡试同考官。当时科举考试中，营私 舞弊，拜门请托之风相当严重。但李攀龙等主持正义，认真负责，因此这一年顺天府选拔的人材，大都是比较优秀的学生。
　　不久，李攀龙接到新的任命，先后在刑部任主事、 员外郎、郎中等职六年。在此期间，他公平执法，不冤枉无辜。有一次，一个边帅犯了法，但还构不成死罪。可是案子报到刑部后，因为这个边帅没有贿赂当权者，就被判为死刑。李攀龙知道此事以后，不惧权贵，据理力争，终于保全了这个边帅的性命。后来这个。人戴罪立功，成了大将。
　　嘉靖三十二年，李攀龙出任顺德府（今河北邢台市)知府。临行之前，同事们为他送行，问到他的打算时，他表示要以除弊、兴利、便民为急务。到任后，即深入了解情况，着手清理积弊，改善政治。
　　顺德府原有一处马场地，农民早巳开垦耕种，缴纳赋税，成为民田。后来，朝廷派出大臣到顺德视察，硬说这块地是官田，仍要老百姓重新缴纳田赋，并定赋额折银三千两。李攀龙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 立即上奏朝廷，说明情况，取消了增赋。顺德与真定、大名二府相邻，原来缴纳同样数额的征科。李攀龙又上疏，说明顺德府地狭民贫，不能和另外两个府相比，同样征科是不合理的。经过力争，最后使顺德府只纳真定府的十分之三。
　　此外，对徭役，地方治安等，他也相继实行了一些改革整顿。这些措施，不仅得到人民的欢迎，也得到朝野官员们的好评。
　　嘉靖三十四年，李攀龙升任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 到任以后，由于与陕西巡抚殷学不睦，加上他不服水 土，惦念在家独居的老母，不到一年，便借故辞职退休还乡了。

　　　　　　　　　　　　　　　　　　文学上的成就
　　李攀龙是明代文坛上一位有名望的人物，是前后七子掀起的文学复古主义运动的主将。
　　他从小爱好诗歌，酷爱古代文辞。在刑部做官时，与同事好友绪戒“诗社”，晨夕唱和。后又发愤研究古文，声誉很高，与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人被称誉为“后七子”。他们才高气锐，血气方刚，不畏名人，不入时俗，富有创造精神。
　　李攀龙创建的“历下诗派”在文学上独树一帜。当时“七才子之名播天下”，李攀龙为之魁”，成为左右 文坛的人物。
　　嘉靖三十五年，他从陕西辞职回乡以后，在故乡 华不注山(今济南东北却华山；)脚下，盖了一幢小楼房，名曰“白雪楼”。在这里，他专意读书和写作。和登门拜访的知己友人，唱酬应对，切磋学问，一时声满齐鲁，名闻天下。
　　李攀龙一生著作丰富。他创作编选的诗集有《诗 学诗类队《古今诗删》《白雪楼诗集》等多种，又有《沧溟文集》三十卷。在学术上，李攀龙推崇“前七子”之首李梦阳，又继承了李梦阳“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主义观点，提出了“文自西京，诗白天宝以下，俱无足观”的口号。他们打出复古的旗帜，目的是反对当时萎靡的“台阁体”文风，这是有积极作用的。
　　但是他的作品过于追求形式上的古香古色，他提出了“视古修辞，‘宁失诸理”的文学标准，即提倡摹拟，以古人为准，甚至有损于观点内容也在所不惜。这就违反了他们提倡复古主义、反对颓废文学、挽救文学危机的原意，使文学又陷入另一歧途。
　　隆庆元年(公丸1567年)，李攀龙再次被推荐出任浙 江按察副使，接着迁任河南按察使。不料这时他母亲病故，李攀龙奔丧回家。一年以后，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终年五十七岁。他前后做官十几年，比较廉洁奉公，—为人民做了些好事，这是应该肯定的。他雄居文坛，风云一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梅庐

刘 　　晏
　　　　　　　　　　　　　　　　　　(公元715- 7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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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称“神童”
　　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县)人， 唐朝时著名的理财家。他天资聪明，很小就喜欢读书，并且非常用功，因而进步很快，诗、赋、文章都写得很好。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唐玄宗为了夸耀自己的“文治武功”，率领文武大臣到泰山去“封禅”，年仅十岁的刘晏，赶到皇帝行宫，献上了他刚刚写好的《东封书》玄宗看到这篇颂扬自己的文字写得很出色，一问年龄才十岁，感到十分惊奇，有些不大相信是他写的。于是，便令宰相张说当场考试。刘晏对答如流，出口成章，在座大臣无不称赞；张说高兴地说：“天才!天才！这真是国家的祥瑞啊!”玄宗皇帝立即授他太子正字。
　　刘晏随玄宗到了长安，公卿大臣都纷纷来拜访他， 有请他作诗文的，有请赴宴的……真是应接不瑕，一 时名震京师，号称“神童”。
　　开元十五年，刘晏十二岁，被玄宗召到勤政楼上， 一块看艺人表演。艺人表演前，玄宗打趣地问刘晏： “你是正字官，正了几个字?”刘晏幽默地回答说；“天 下字皆可正，唯朋字不可正。”玄宗听了哈哈大笑。一 个贵妃看到楼下教坊艺人芦大娘正在顶竿，竿端有小 儿盛装歌舞，便让刘晏以此为题作诗，话音刚落，刘 晏应声答道：“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 得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贵妃拍手叫好。从 此，刘晏的名声更大了。

　　　　　　　　　　　　　　　　　　　　整顿漕运
　　天宝七年(公元784年)，刘晏被任命为夏县(今^西夏 县)令，后又任温县(今河南温县)令，成为一位地方官。
　　任县令期间，他兴利除弊，为地方办了一些好事，初步表现出了他的政治才干。天宝十四年，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中，刘晏一度到襄阳避难，后又担任彭原（今甘肃宁县)太守、 陇州(今陕西陇县)、华州(今陕西华县)刺史、河南尹、长安京兆尹等官。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四月，刘晏升任户部侍郎，兼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开始 分管唐中央的财政工作。宝应二年正月，又升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兼度支等使。
　　长安，是唐朝的政治中心。这里居住着皇室、贵族，百官以及大量军队和居民，每年需要大量的粮食供应，但关中地区所产粮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每年都要由东南江淮地区运进上百万石的粮食。江淮粮食的运输，原先是通过连接南北的大运河来完成的，粮船由淮河入汴水，再入黄河，转渭水到达长安。安史之乱中，运河长期失修，许多水道淤塞，无法行船，而黄河三门峡一段，惊涛激流，还经常翻船。原有的水道不通了，江淮粮船只能通过长江、汉水到洋州（今陕西洋县），然后转陆运到长安。这样运输，路程远、时间长、花费多、运量小，根本不够京师食用，甚至出现“宫厨无兼时之积，禁军乏食”的局面。粮价也逐日 飞涨，每斗米价高达一千五百文，还不易买到，时有 一斗钱一斗米之说，老百姓根本吃不上粮食，关中地 区处在饥饿之中。粮食供应问题，成了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
　　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三月，代宗皇帝把疏浚河道， 漕运江淮粮食到长安的任务交给了刘晏。刘晏接受任务后，先从调查研究入手，他调查了 由江淮至长安的整个水道，行程几千里，掌握了第一 手资料，然后制订了一套治漕方案，并亲临现场指挥 施工，运输，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使运粮船 队能顺利地到达长安。
　　当河道疏浚后的第一批粮船即将到达长安时，代 宗皇帝非常高兴，专门让卫士组织了乐队，吹吹打打 到东渭桥迎接；还派专使慰劳刘晏，使者转达代宗的 话说；“你真是我的萧何呀！”河道经过整顿之后，一年即可漕运四十万石粮食 到长安，最多时可运一百一十万石，运粮的费用也减 去了四分之三，史称“大历初，军国之用，皆仰于晏”。 关中地区的粮荒解决了，粮价也大幅度下降，刘晏整 顿漕运，取得了出色成绩。
　　　　　　　　　　　　　　　　　　　　改革盐政
　　食盐是广大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唐朝初年不收盐税，自由贩卖，盐商获利很大。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政府财政困难，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实行食盐专卖，在各产盐区设“监院”，对煮盐的亭户进行监督，所生产的食盐全部由国家收购，然后由官府运往各地出售。
　　由于管理不善，食盐专卖出现了许多弊病，有的甚至成为灾难。例如，购买官盐要用铜钱或绢帛，不赊欠，不用其他物品兑换，百姓无钱帛，只好“淡食”；卖不掉的盐，盐官还按户强行推销;官盐运输名为雇工，实际上却往往成为强行征役，盐官下乡，还要老百姓招待酒饭，无故敲诈勒索，有些偏远地区，道路艰险，盐官不向那里运盐，那里的百姓就吃不上盐，等等。腐败的食盐专卖已成为百姓的沉重负担，必须进行改革。
　　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刘晏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兼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盐铁 使，让他整顿盐政。 针对盐政的弊病，刘晏采取了精简盐务机构，改 官收、官运、官销为官收、商运、商销，设置常平盐仓，以平稳盐价等措施，使盐政办得井井有条，盐商能得到合理的利润，百姓能买到价格稳定的食盐，盐官的额外勒索也解除了，城乡人民都感到方便，而唐政府的盐利收入也大大增加，史称“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min民)，至大历末达六百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其半”。成为唐末经费的重要来源。有一年长安盐价暴涨，皇帝命刘晏调运海盐三万石支援，他从扬州装船，只用四十天工夫，三万石盐就运到了长安，速度快极了，“人以为神”。

　　　　　　　　　　　　　　　　　含冤而死
　　　刘晏官至宰相，在唐朝任官二十多年，他以盐铁 使，转运使，常平使、租庸使，铸钱使等皇帝特派代表的名义，先是管理东南地区的财政，后又主持全国 的财政工作。刘晏对工作十分认真，当天的工作一定当天办完，假日也很少休息，每当上朝的时候，他骑在马上还手握马鞭指指画画地盘算着，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到国家财政工作上了。
　　刘晏对财政的一系列改革，收到了显著效果。改革前，唐政府全年收入现钱不过四十万缗，至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就增加到了一千二百万缗。政府收入增加，但农民的负担却并未加重，其所增部分，主要来自江淮盐利。安史之乱后，唐政府控制的户口减少了三分之二，刘晏的财政改革，使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因而流亡在外的农民纷纷返回原籍，从而使户口逐年增多，国家控制的户口，由广德二年(公元764年)的二百三十万户，增加到大历十四年的三百八十万户，净增九十万户.户口增多，农民负担减轻，社会经济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刘晏的财政改革也触犯了一些大官僚，大商人的利益，因而不断遭到他们的攻击，特别是刘晏还秉公处死了在朝中专权奸相元载，更为元载的党徒所痛恨。所以，当代宗一死，德宗即位后，以元载党羽杨炎为首的反对派，便制造了各种谣言，对刘晏进行陷害，他们胡说什么代宗时有人反对立德宗为太子，刘晏也参与了这一阴谋活动。德宗本来就是一个疑心很大的人，这一谣言，使他的疑心更重了，刘晏因而不被信任。相反，杨炎却因此而得宠，被任命为宰相。杨炎为相后，更进一步迫害刘晏，说刘晏上报的帐目不实，刘晏终于被撤职，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随后，杨炎又诬告说，刘晏在写给别人的信中有怨恨皇帝的话，还说他利用公款招募军队，企图谋反等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昏庸多疑的德宗，完全听信了杨炎等人的诬告，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七月，派宦官令刘晏自杀，这年 他六十五岁。刘晏的家属也被流放岭南，同时受牵连 的官员有数十人之多。忠心耿耿为唐王朝的财政工作 奋搏了一生的刘晏，就这样含冤死去了。刘晏死后， 家无余财，仅有书籍两车，米麦数斛而已。一位主持 全国财政数十年的官员，竟如此清廉，在封建社会中 是少见的。
　　刘晏虽被冤死，但他的业绩犹存，他确立的漕运 制度为历代所沿袭，他选拔的财政官员，许多人成为唐朝后期的理财骨干。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他不愧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理财家。

梅庐

吕母和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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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母(?一公兄18年)， 琅邪海曲(今山东日照市)人，是一个家有资产数百万的富户。她是西汉末年最早起来反抗王莽统治的农民起义领袖，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的女领袖。
　　　　　　　　　　　　　　　　　　散尽家产 发动起义
　　西汉末年，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下，土地高度集中，广大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流离失所，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王莽掌权以后，“托古改制”，朝令夕改，造成了社会经济的更大混乱和破坏，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广大农民在活不下去的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只有起义反抗。首先举行起义反抗王莽统治的就是吕母。
　　吕母的儿子吕育是县里的一个小吏，因犯小罪，被县宰冤杀。吕母怨恨县宰，秘密组织群众，准备为儿子报仇。为此，她把数百万家产拿出来，开酒店，买刀剑，救济贫穷的百姓。有些少年来买洒，没有钱，吕母就常赊给他们。如果生活有困难，吕母就借衣服、粮食给他们用。没有几年，吕母的家产用尽。这些贫穷的少年就想偿还她的钱财衣物。吕母哭道：“过去，我之所以帮助、救济你们，不是想着求什么利，只是因为县宰不公道，枉杀了我的儿子，我想为儿子报仇雪恨!你们能帮我的忙吗?”少年们听后，都很受感动，又感激吕母平日对他们的接济，所以都异口同声地答应为她的儿子报仇。于是在天凤元年(公元14年)，吕母率领数十百人举行起义。由于王莽集团的残暴统治，为广大农民所切齿痛恨，因此，起义队伍很快就扩大到数千人。
　　天风四年，吕母自称“将军”，统帅起义队伍数千人，浩浩荡荡，杀向海曲县城。经过一场激战，起义军一举攻破海曲，活捉了县宰。县里的一些官吏都跪倒在地上叩头为县宰请求饶命。吕母严厉地斥责道：“我的儿子仅仅犯了一点小罪，就被你们这个混蛋县宰杀了。杀人者当死，罪有应得，你们又何必为他求情呢?”起义军遂即将县宰处死，以其首祭吕母之子。
　　吕母率领的起义军，在破海曲、杀县宰以后，名声大震。附近的贫穷农民不断地前来参加起义。不久，起义军发展到上万人的队伍。
　　吕母起义军的英勇斗争，引起了王莽的极大不安。王莽一面派兵镇压起义军，一面又派出“使者”，劝说起义军投降，企图瓦解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结果，起义军中没有一个投降的。

　　　　　　　　　　　　　　　　樊崇领导赤眉军起义
　　吕母起义点燃的反抗王莽反动统治的烈火，很快发展成了席卷全国的燎原之势。广天凤五年，琅邪(今山东诸城县东)人樊崇(?一公元25年，聚集了一百多名饥饿的农民，在与海曲相接壤的莒县(今山东莒县)举行起义。樊崇自称“三老”，率军转战各地，打击反动地主和官吏。以后，起义军又转入太山。
　　当时，青(州)、徐(州)一带大闹饥荒，小规模的农民起义遍地皆是。这些分散的农民起义队伍，因樊崇勇猛善战，都纷纷来投奔他。仅一年的时间，起义军就从百余人很快发展到万余人。王莽十分恐慌，立即派人调郡国的军队前去镇压。起义军英勇善战，一次又
‘次地击败前来镇压的官兵。 樊崇在莒县起义后，琅邪郡东莞（今山引吕沂)人逄安、东海郡临沂(今山东临沂北部)人徐宣，谢禄等，也纷纷起义响应，合计有数万人之多。他们联合起来，一 起加入了樊崇的队伍。起义军顿时声势大振。数万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又从太山杀回莒县。起义军围攻莒
县城，未能攻下，又转战至姑幕(今山东诸城县西北)。天凤六年，樊崇在姑幕这个地方，亲自率领起义大军同王莽派来的北海太守田况的军队，进行了一场激战。起义军大破田况军，杀敌万余人。接着，乘胜北上攻入青州，横扫青州地方官府和反动地主。然后，重返太山，到东海郡南城(今山东枣庄市北)屯驻休整。
　　起义军利用在南城屯驻休整的机会，商量制定统一行动的计划。樊崇和逄、徐、谢等各起义军，绝大多数是破产的贫苦农民，缺乏文化知识和政治斗争经验，因而，在开始起义时，都是因穷困而起，没有明确的攻城略地的计划。现在，各起义军汇聚在一起，人数日渐增多。为了统一行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更好地同官军战斗，必须有一个约束全军的统一行动的号令。樊崇等人共同商量后，一致确定以“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作为全体起义军共同遵守的口号。起义军的领导人，最高的称“三老”，次称“从事”，再次称“卒史”，互相之间称为“巨人”。这些称号反映了彼此间的平等关系。
　　有了统一的号令、编制，又有严明的军事纪律，这就不仅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而且大大提高了起义 军的战斗力。
　　樊崇起义军的胜利，极大地震动了王莽统治集团。地皇三年(公元22年)，王莽派更始将军廉丹，太师王匡统率十万精兵，从长安出发，直扑山东。官军攻下无盐(今山东东平县境内)， 进苕巳成昌(今山东东干西)。官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做。人民痛恨地说：“宁逢赤眉，勿逢太师，太师犹可，更始杀我。”樊崇决定与廉丹、王匡的官军大战一场，但又恐义军同官军在战斗中互相混淆，便命令所有起义军都把眉毛染成红色，以与官军相区别，由此号称“赤眉军”。赤眉军大破官军，杀敌万余人。又乘胜追至无 盐，杀死王莽大将廉丹，太师王匡狼狈逃窜。

　　　　　　　　　　　　　　　赤眉军的胜利进军及其失败
　　无盐大捷后，樊崇军队迅速扩大，发展到十余万人。樊崇率军攻莒县。正在这时，吕母病死，她所领导的起义军分别加入了赤眉军、青犊军和铜马军。赤眉军在吸收了一部分吕母起义军以后，队伍又进一步扩大。赤眉军在樊崇指挥下，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转战于楚、沛、汝南，颍川，入陈留，拔鲁城，进军濮阳，横扫千军，席卷黄淮大平原，王莽在东方的统治完全崩溃。于是，樊崇决定分兵两路西攻长安。公元25年正月，进至华阴。这时，赤眉军已发展到三十万人。六月，樊崇立了一个牧童刘盆子为皇帝， 白任御史大夫，以徐宣为丞相，逄安为左大司马，谢禄为右大司马。接着率军攻入长安。这时，关中地区发生了大饥荒，长安粮尽，再加上周围地主武装的封锁，赤眉军无法立足。这一年的十二月，樊崇被迫率赤眉军二十万离开长安，向东撤退，准备再打回山东老家去。
　　不料，行至宜阳(今河南宜阳县)时，突然遭到刘秀伏兵的袭击。这一支始终保持着农民本色的山东农民起义大军，最后不幸失败。樊崇、逄安等义军领袖均惨遭杀害。
　　樊崇领导的赤眉军，从莒县起义到宜阳失败，前 后坚持斗争有七年之久，给王莽的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最后虽然失败，但樊崇敢于领导农民起义，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革命斗争精神，是永远值得赞扬的。

梅庐

马 骕

　　　　　　　　　　　　　　　 　(公元1621年——16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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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之际，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有力地推动着学术思想的发展，造就了广大批宏大博通的杰出人物。清初著名的史学家和经学家马骕(su肃)，就是其中之一。

　　　　　　　　　　　　　　　　贫寒苦读的青少年生活
　　马骕，字宛斯，山东邹平人。明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正月十一日，他出生在一个小康家庭。父亲马献明，曾在县学读过书，是村里有学问的人。在马骕还没有上学的时候，父亲就因病去世了，抛下母亲、弟弟和他三人过着清苦的生活。后来靠了伯父的接济，马骕才得以入私塾读书。私塾里念的是经书史籍，尽管深奥难懂，但马骕却很满意。他刻苦好学，尤其爱动脑子，老师每教完一段文章，他总是翻来复去地诵读，直到背过了，自认为懂了才肯罢休。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每念完书上
的一段内容，就把书中的情景画成图画。
　　由于父亲早死，母亲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为了分担母亲的忧劳，懂事的马骕在读书之闲，总是帮母亲料理家务，从不惹母亲生气，在村子里是有名的“孝子”。做母亲的也盼望儿子能早日成材，光宗耀祖。
　　在马骕八岁的这一年，明朝腐败的封建统治终于引起了农民大起义。天启七年(公兄1627年)三月，农民起义首先从陕西爆发，起义的烈火迅速烧遍北方地区。山东各地也象发生了剧烈的地震一样动荡起来。十几年以后，东北的满洲贵族又入主中原，随之抗清的烽火也从河北，山东，山西蔓延到南方。
　　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岁月。胆小怕事的母亲从没有让儿子离开过家。渐渐长大的马骕，除了照顾地里的农活以外，便是在家读书。他关心时事，可是不了解时事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动乱，他看到了明朝的灭亡，可是不明白庞大的明朝为什么会灭亡。他试图从书本上找答案，忧国忧民之心促使他重新深入地研究已经读得很熟的经史书籍。

　　　　　　　　　　　　　　　　关心百姓疾苦的好官
　　现在已经是清朝统治下的天下了。经过流血的反抗失败以后，人们终于体蕛（ti"替），了发，梳起了辫子。为了笼络人心，消除反抗情绪，清政府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恢复了科举考试。在最初的几年中，满腹学问的马骕却没有去应考。当然，“读书出仕”的念头也在他的头脑中萦回。
顺治十五年，清政府在全国各省添加一次“乡试”，叫“恩科”。这时，马骕离家赴考了，结果考中举人。
　　第二年，又加科“会试”，他再次赴考，中了进士。马骕中进士后，即到吏部报名，候选官职。
几年以后，马骕才得以补缺，先被差遣做了一次“乡试”同考官，然后授命出任淮安府(今江苏淮安)推官(掌管刑狱)。马骕很能干，到任不过三个月，就平反了多起冤狱。他又廉洁奉公，从不收受贿赂，号称“廉能”。不久，清政府下令废置推官，马骕于是改任安徽灵壁县知县。
　　长期的战乱，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这时全国到处是一片荒凉萧条的景象。大江以北，“满目榛(zhen真)荒，人丁稀少”。大江以南，“弥望千里，绝无人烟” 。恢复发展生产，不仅是清政权巩固统治的当务之急，也是久遭战火茶毒的劳动人民的迫切希望。
　　马骕到灵壁以后，兴利除弊，先后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招抚流民，把无主荒地分给无地农民耕垦，规定六年以内不纳田赋。二是今后遇有灾荒照例全部蠲免赋税。三是按丁额、地亩多寡轮摊差役和徭役。人口死亡生长，定期除籍、入籍。四是取消“私征”、“加派”等等倾规。这些措施实行后，先后复业的农民达数千家，“岁省民力无算”。然后，马骕让人把这些已实行了的办法刻在石碑上，立在县府的门前，作为永久的制度施行。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七月，马骕突然生病，不久便溘(ke渴)然长逝，终年五十三岁。灵壁士民听到马骕的死讯后，联名上书朝廷，要求在灵壁为马骕修建祠堂。这一要求很快被批准，同时朝廷还命名马骕的祠堂为“宦祠”。
　　　　　　　　　　　　　　　　　　有价值的史学著作
　　马辅骕小上学，四书五经无不精读。他的青少年时期，正值改朝换代的动乱年月，虽无救国大志，但还有忧国忧民之心。马骕要从史书上去探索世事兴衰的原因。他一生写下了三种大部头的著作：《左传事纬》二十卷，《绎史》一百六十卷和多卷本的《十三代瑰书》《左传事纬》是马骕长期研究《左传》的成果。《左传》是我国古代的一部编年体的春秋史，也是儒家的经典之一。马骕根据《左传》所记的历史事实，融汇贯通，以事相从，排比罗列为一百零八个专题，每个专题为一篇，每篇都有自己的论断，是他研究的体会心得，也借以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及对时事的看法。书后还附有他精心编排制作的各种图、表等。《四库提要》评价此书说：“所论具有条理，其图表亦皆考证精详。”被称为“专门之学”。
　　继《左传事纬》以后，马骕又用了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另一部巨著《绎史》这部书著录了从远古到秦朝末年的历史，尤其详于先秦各国的兴亡，正表明马骕研究历史，古为今用的深刻用意。马骕在史书编撰学方面也有所创造。在体制上，他熔铸了各种史书体例，创造了综合体的编纂方法。全书首列世系图和历史年表，正文分太古、三代、春秋、战国、别录五部分。前四部分叙述史实，也是以事相从，每事立一标题，详述始末，篇后写上自己的论断。别录部分则详细叙述从古至秦的各种制度、地理，名物等等，“卓然特创，自为一家之体”喜在史料上，他把经、史、诸子平等看待，每记一事，必广征博引，有文必录。相同的记载，按时间先后排比附注文内；不同的记载，甚至是记载伪舛（chuan穿)的，也一—疏通辨证记在文内。《绎史》刊行以后，很为时人所推崇。著名历史学家炎武曾称赞它是“必传之作”，是当时的其它著、作无法比拟的。另一著名经史学家阎若璩：（qc渠，也称誉说，读了此书以后，“令人心：气俱尽”，“尤可嘉叹”。
　　此外利用做官的闲暇时间，马骕还撰成卷帙宏富的《十三代瑰书札书稿写成后，同《左传事纬》一样，在马骕逝世前一直没有刻版流传。马骕临终前，也以未能看到二书的出版为遗憾。康熙四十四年，诏令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派人访求马骕遗留的书稿，可惜，《瑰书》已经散逸了。
　　尽管如此，马骕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对开辟清代治学的新途径，对继起的考据学派都有——定的影响， 因而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应该给予马骕以应有的地位。

梅庐

马 国 翰

　　　　　　　　　　　　　　　 　(公元1794年——18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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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济南九里山南麓，埋葬着清代一位名叫马国翰的著名学者。他曾倾注毕生精力，编纂了一部海 内瞩目的巨著——《玉函山房辑佚书》，为搜辑和保存中华古代文化典籍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马国翰，字词溪，号竹吾。原籍山东章丘县，其曾祖父时迁居历城县南权府庄(即南全福庄)。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他的父亲马名锦在山西省做官，曾任汾州府经历(掌管出纳文书的官职)， 历署宁乡、 武乡， 王镇等县知县。马国翰自幼随父亲在山西读书，并先后延聘金宝川，吕心源等为师求学。他学习勤奋刻苦，少年时就显露出文思敏捷的才能。马国翰九岁那年的一个夏夜，他陪父亲和舅舅在堂前纳凉，父亲吟诵“五大为天地君亲师”一句上联命他应对，他当即续接下联说：“一生守仁义礼智信。”父亲听罢大喜，高兴地夸道：“是儿将来有望!”随着年龄的增长，马国翰阅读 了大量经史等文化典籍，为他后来广泛搜辑古代佚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马国翰的父亲在山西太原病故，十六岁的马国翰从此挑起了养家的重担。因家境困难，他曾两次前往北京谋生，但均未如愿。十九岁时，他在家乡考中秀才，于是便以教书为业，先后开馆于古祝、冶山及鲍山黄石兴隆寺等地，一直当了二十年私塾先生。至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马国翰才考中举人。第二年又考中进士，被朝廷分发陕西省任知县。道光十三年， 马国翰赴敷城(今陕西省川)县任，这年他已四十岁了。后来，他还被调迁石 泉、云阳等县，到道光二十四年， 升任陕西陇州(今陇县)知州。
　　马国翰生活的时代，正值汉学盛行之际。不少学者慑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淫威，在政治上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一心埋头于考释、校勘和搜辑古代典籍及各种文献上，在整理祖国文化遗产和发展文化事业方面，做出了许多成绩。受这种学风的影响，马国翰早年即对许多珍贵古籍的散失深为痛惜，决心做一番大规模的古书辑佚工作。他还在乡间教书的时候，便“每见异书，手自抄录”，及成进士，步入官场，“廉俸所入，悉以购书”， 日积月累，他购买的各种书籍达“五万七千余卷” ，这为他从中查寻有关资料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无论是教学之余，还是从政之暇，马国翰总是抓紧一切时间，把唐代以前已经散亡、毁失的古书，细心地从现有各种著作的注释和引文里，从许多有关文献保留的片辞只字中， 通通剔抉出来，并逐条逐句加以考证，辨别真伪，尽可能保存亡佚古书的历史原貌。同时，他又一字不漏地摘抄所辑出的资料，然后再分门别类汇纂起来。他孜孜不倦地进行这项浩繁的工作，“殚心搜讨，不遗余力”，为编著《玉函山房辑佚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道光十八年，因马国翰“政绩卓越”，得到皇帝召见。这时，他以“去家既久，坟墓庐舍均须修治”为由，请假返回故乡 。居家期间，马国翰更是集中精力从事辑书工作。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他在辑书过程中，经常与有经验的老农交谈，询问田间耕作之务，并把流传民间的古今农事谚语收集起来，编成《农谚》一卷。同时，他还专门搜辑了古代记载和论述农事的佚著十余种，又撰写了《月令七十二候诗自注》《夏小正诗自注》等有关农业季节、物候的诗文著作。这些都表现出了他对田园生活的眷恋和对农业生产韵关切。
　　　道光二十四年，马国翰离家赴陕西陇州。这时，《玉函山房辑佚书》巨著已基本完成。全书分为经、史、诸子三编，七百多卷，共辑佚书五百九十四种，并由他作序录冠于每种之首。此书搜罗丰富，卷佚浩繁，表明马国翰在辑佚古书上超过了前人。在陇州知州任上，马国翰请人开雕《玉函山房辑佚书》，准备印行间世。他一面刊刻，一面继续修订，至道光二十九年春天，经，子二编的印板全部刻成。这一年他还写成了考订经义的读书札记《目耕帖》三十一卷。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马国翰因病辞官回乡，到咸丰七年他六十四岁时，在家乡去世。
　　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济南泺源书院山长(即院长) 匡源，请当时山东巡抚丁宝桢协助，从马国翰亲属处借 出《玉函山房辑佚书》的书板，经过进一步整理，于四年后连同《目耕帖》一同印刷，分订一百册行世。这一煌煌巨著，不仅是辑书史上的一项空前成就，而且一举解决了当时学者苦于　　翻查大量古籍的烦难，为他们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而{艮陕风行全国。但是，在一个时期里，马国翰却遭到一些人的误解， 蒙受了不白之冤。清末学者朱修伯在《增订汇刻书目》中错误地认为，《玉函山房辑佚书》原系浙江学者章宗源编辑，马国翰购得其稿，据为已有。皮锡瑞的《经学历史》、胡元玉的《汉魏六朝为<说文>之学几家考》中也有类似说法。对于这种不实之词，坷北青年学者蒋式惺在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全面整理马国翰未刊著作稿本时，专门题写后记《书马竹吾玉函山房辑佚书后》三篇，加以批驳。他以不可推翻的论据，雄辩地证明：马国翰耗费毕生精力所搞出的一部第一流的文献学巨著，是任何人抹煞不了的历史事实。
　　除了以上《玉函山房辑佚书》等著作外，马国翰留传后世的作品还有《竹如意》《红藕花轩泉品》、《玉函山房文集》《玉函山房诗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