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光掌上已生根——品读刘庆霖《掌上春光》

画眉人

春光掌上已生根
——品读《掌上春光·刘庆霖诗词第二集》
著名军旅两栖诗人刘庆霖先生的诗词第二集《掌上春光》，最近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作者“积极探索旧体诗与新诗相结合的道路”，所结晶的又一硕果，倍受诗坛关注和好评。
刘庆霖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活跃于诗坛的。在鱼龙混杂、花草繁复、丛错多元的当代诗词艺术生态中，他以“旧体新诗”的理论和实践，为诗坛带来了别样一番春色。所谓“旧体新诗”，概括起来就是：一个核心，即“以旧诗的形式创作新诗，用新诗的理念经营旧诗”，这是理论内涵；三个指向，即“民族特色+时代特征+个性特点”，这是审美追求；四个维度，即“以全新的思维方式、意象系统、鲜活语言和表现手法，创作反映和体现新时代、新思想、新生活、新情感和新意境的新诗词。”这是实践原则。在文化转型、思潮激荡、价值多元，以及强大的历史语境下，这一理论与实践，对当代诗学、诗歌美学的嬗变与建构，都具有深广的启迪作用。捧读《掌上春光·刘床霖诗词第二集》，也就如掬一捧阳光，于凝视中超实入虚，虽然为精美的诗句击节赞叹，但更多的是“得其意而忘其言”，为其所含蕴与展现的一切，而俯首瞑思，而抚掌喝彩——也因此，本文不做具体诗句的赏评和解读，而试图从宏观层面把握和探究《掌上春光》及刘诗的文化、艺术品质。
一、文化性格。
     
任何文艺理论及其实践形态，都是一定社会历史、哲学文化的反映，它必将诞生于并建构着所处时代的文化。唐宋诗的分殊，实际上是两种文化性格差异的艺术体现，它们分别创造于并创造了各自时代的文化性格。当今世界，处于一个多元文化交流与整合的时代，在这种流动开放、各种异质文化、艺术观念的互动与碰撞空前频速的全球化语境下，任何画地为牢式的文化孤立、僵化主义都只能是一厢情愿。尤其是在当前，构建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正在推进，民族文化呈现出开放的、进取的、和谐的性格，文艺作品必须充分适应并为创造这一文化而努力。“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中而不知外，谓之鹿砦；知外而不知中，谓之转蓬”。《掌上春光》，正是在“古今中外，今日中国”的大背景下，于民族诗词文化的独特范畴里，在传统文化艺术的回归与超越、异域文化艺术的比较与鉴借、各种文艺形式交融与互摄中，积极进行核心价值和文化精神上的和谐建构的产物。即理论和实践上，都于古今、中外、以及各种艺术共性与个性之间建构了和谐，“使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它所内涵与体现的文化心理、艺术情调、理论视野和创造形态等，都与开放、进取、升腾的时代精神同频共振，具有当代中国和谐文化的性格特征。
二、审美范式。
     
艺术的本质是审美的。源于中华民族有机宇宙观的生命哲学，中华诗词美学把主体精神美与客体自然美的和谐统一，即最高审美境界与最高道德境界的和谐统一，作为终极追求，在儒、道、骚、禅四大美学思潮的交互作用下，形成了诸多审美范畴和尺度。尽管清季发生了由古典和谐向近代崇高的嬗变，但“温柔敦厚”（中和之美）和“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朴素之美），仍然居于诗词审美主导地位。与之相应地，形成创作与审美取向上的重自我轻社会，重朴拙轻奇巧，重浑厚轻空灵，重圆熟轻自然等定势倾向。五四以降，诗学凋蔽，诗歌审美与创作上出现了泛政治化、散文化的倾向。改革开放诗词复兴以来，尽管一大批有识之士在对传统诗歌美学的回归与承继中，致力于重新建构当代诗歌美学体系，但创作实践层面上，政治图解，口号传声，尤其是圆熟老套，浅俗粗率之病比比皆是，成为审美的异化。《掌上春光》及刘庆霖诗作的美学常量，却是在回归中继承，在承继中开拓，具有极强的审美超越性。在审美理想上，复归于对“天人合一”境界的体认，以及“代山川草木、代生命立言”的美学指归。审美形态上表现为古典和谐美与现代崇高美的融合交感，于重意境、尚真情、求生气的审美观照中“超实入虚”，形成了多元个体审美基础上，清新自然、轻灵飘逸、生气灌注，具有透明般纯净感的澄澈空灵的优美诗意。在这一审美抉择中，新的审美元素的注入鲜活可感：意象的裁选去陈腐、求新奇，不使事不用典，具有鲜明的时代情感性；语汇系统的营建，扫除一切陈陈相因，通过对传统诗语与时代语言的双重改造与融汇，创建了新历史语境下的现代诗性话语；技巧体系的运用，则纵的继承与横的移植并用，实现了多种艺术表现手段的有效沟通与渗透溶合，拓展和增强了系统张力。这些，使《掌上春光》的审美范式，既有古典韵味，又有时代风情，在二者交融互摄中呈现出典雅新奇、生动活泼的气象。
三、生命情调。
文学即人学。“有第一等襟抱，斯有第一等真诗”。艺术家的艺术创造是“以在我之四（才、识、胆、力），衡在物之三（理、事、情）”。艺术归根结底是审美创造主体生命体验的结晶，是其自然生命与艺术生命、灵魂生命的双向建构，是主体经验与情感世界的具象化显现，反映和体现着主体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外观力和对自我精神、心灵世界的内省力。每一作品都充盈着主体的生命气息和生命情调。“风格即人”的审美命题即由此形成。透视《掌上春光》，所展现的就是一个鲜活生动的作者的“我”。但这个“我”却不是自然社会意义上的“小我”，而是超越于物外，走向生命深处的灵魂的“大我”。这个“我”有血有肉，一呼一吸间触手可及，仿佛既与读者面对面的交谈，又立定脚跟于苍茫大地、中华沃土，仰观宇宙星辰，从昊天云朵上俯视山川河岳，草木众生，与它们对话，代它们立言。作为军人，他“磨快宝刀悬北斗”、“定邀赢政夜谈兵”，报国情重，壮怀激烈；作为诗人，他诗意栖居，“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时而浅斟低唱，时而击节长歌，吟诵着、解析着而又建构着自然世界与精神宇宙。他不仅走出了自我，更走出了以悲愁为美的传统艺术心理，实现了生命感性的理性喷薄，祛除了浅浅哀愁、沉沉怨刺、郁郁牢骚，洋溢出阳光般浩大而又丰实、轻盈的生命情调，传达出跃动的、昂扬的、创造者的性格和生命本色。
……
总之，品读《掌上春光》，禁不住醉于其中而又醒于其外——或许，这就是当代诗词由综合融汇而又渐至超越的科学之路？——于是，不忍释卷：
森森诗笔似林陈，吟苑几枝真有魂？
今夜忽观花在手，春光掌上已生根。
                                                                                                        丙戍雪月于观心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