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现实悲哀 构建自然人生——浅谈陶渊明诗歌中的生命意识

梅庐

消解现实悲哀 构建自然人生
浅谈陶渊明诗歌中的生命意识

    一提到陶渊明的诗歌艺术，人们往往以“平淡自然”来概括，认为陶诗的内容是平淡的田园风光，抒写的是恬静的心境。这只是见“一斑”不见“全体”的解读。确实，陶渊明有其恬淡玄远的一面，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其达到恬淡玄远的过程中的痛苦和挣扎，以及达到恬淡玄远之后的忧虑与哲思。结合时代背景，关照诗人的个性特征，我们不难勾勒出诗人生命意识的层面及其发展形成的过程。
    生存与死亡是人类自由生命以来关注的一个恒久的话题。死亡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是不可避免的，它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亡是不可知不可控制的，人们意识到死亡的存在，所以才有了对死亡的焦虑与恐惧。死亡意识也一直渗透在人的精神活动以及文化创造中，而总是在不断的挣扎中才渐渐走向恬淡。在陶渊明的诗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对死亡的恐惧：“自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已酉岁九月九日》），“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行影神—神释》）。
    陶渊明对死亡的焦虑的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对时间的高度敏感，一是与宇宙长存的对照。中国古代早已有惜时的传统，这其实正是因为生命的短暂。陶渊明早就体认到人必有一死这一自然现象，面对岁月的匆匆而逝，死亡的焦虑亦越发明显。在《杂诗十二首》中诗人写到：“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在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时光的流逝是生命从强盛走向死亡，诗人悲从衷来。这是在对时间的感受中不可抗拒的死亡焦虑。同样在关照山川草木时，陶渊明更体会到自然的永存，人生的短暂。“天地长不没，山川有改时。草木得长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庵去靡归期。”（《行影神三首》）天地山川不会改变，草木也生生不息，而唯独人不能长生不死。这是多么令人伤心的事啊。诗人甚至想象死后的凄凉与亲友的悲悼。这主要集中在他的《挽歌诗三首》。“昨暮同为人，今日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当然陶渊明的死亡焦虑与他所处的魏晋时期也是分不开的。连年的战争与灾难把人逼向死亡的边缘，使人处于朝不保夕的情况之下。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陶渊明 更强烈的感受到生命的无常与短暂。
    面对死亡，有些人千方百计地寻找长生不死之药，但是药却难以寻觅；有些人则“俯仰独悲伤”，然儿眼泪无济于事：而另一些人则寻找种种消解的方式，陶渊明找到了以下几种：
    一、寄情山水。“中国传统哲学追求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物我两忘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也影响到古典艺术家的艺术思维和审美表现。中国古典诗文表现死亡意境的一个重要的美学趣味就是偏爱写神游山水”。在上文中提到陶渊明以其敏感的心灵，在对山水景物的审美关照中，体悟到生命的的暂时性和自然的永恒性。从山水中感受死亡，陶渊明也在山水中消解死亡意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五》）生命在诗人眼中由大自然中来，最后终将回归大自然，死亡不过是一种回归。因此诗人在静观死亡中，在大自然的景色中找到超越时间的永恒的家园。当然，这与其说是对死亡的智慧性解脱，倒不如说是对死亡的情感回避；与其说是一种洒脱，不如说是诗人自我心灵的安慰。
    二、饮酒消忧。山水之乐终究不能完全消解诗人的死亡意识。陶渊明找到了更好的方式：饮酒。诚如诗人所说的“酒能祛百虑”（〈九日闲居〉），酒也是对死亡意识的暂忘。
    我们注意到陶渊明于〈五柳先生传〉中自序：“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为什么陶渊明每饮“期在必醉”呢？这是因为醉酒使其进入与天地共生、万物齐一、生死两忘、荣辱皆无的境界，从而体会到一种畅快与怡然。生存的痛苦、死亡的焦虑全在畅醉中化为虚无。在〈挽歌诗三首〉中我们注意到“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似乎在诗人眼中，只要在世时喝够了酒，就一切都可以看开了，死又有何焦虑呢？其实这也不过是因为在醉酒的状态中让人暂忘了死亡的来临。
    我们也不妨来比较一下陶渊明与同时代的阮籍刘伶在饮酒行为上的差异，阮籍、刘伶亦感受到人生的短暂，也采用饮酒的行为。但这儿的饮酒颇有些不同。阮籍的嗜酒，是处于苟全性命与乱世的需要。司马昭为晋武帝司马炎求婚于阮籍之女，他连醉六十日，使之无从开口而作罢。他的饮酒，他的醉是无比痛苦的不得已的行为。酒成了他置身与当时政坛明争暗斗的是非之外的手段。再如刘伶，他曾著《酒德颂》。他的嗜酒纵酒，可谓达到及至。有着及时行乐的味道，显得颓废不振，也未免有点矫饰。而陶渊明的饮酒是温和、自然的。如果说阮籍在酒中品到的是痛苦，刘伶在酒中品到的是沉迷，那么陶渊明在酒中品到的则是一种畅快，一种恬静。
    三、著诗为文。死亡是生命的终结，身躯的腐朽之外，诗文却可以达到不朽。孔子早就说过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著诗为文也是对死亡的一种消解。陶渊明的著诗为文，我们不能确定是对死亡焦虑有意识的消解，但至少在诗中他也透漏了一点这样的心境：“形骸已久化，心在复何言。”（《连雨独饮》）形体虽然有变化，但精神永远存在。不错，他的诗文与他的品格一起超越了死亡的界限而达到了不朽。
    陶渊明的死亡意识是贴近自然的本真的体悟，并没有赋予它以社会意义。死亡在他眼中不是屈原那种忠君、爱国、忧民、殉道的崇高的诗人之死，也不是嵇康“目送归鸿，收挥五弦”的从容不迫的审美之死，也不是庄子“方箕踞鼓盆而歌”的超呼寻常的冷静关照中的解脱之死。是诗人对死亡自然的情感体验与审美消解。《列子---扬朱篇》中说：“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死亡会消灭，一切生存的差异，贵贱贤羽在死面前都归于齐一。“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三》），人来自于自然，最后又归之于自然，这不过是顺应自然而已。诗人在寻找消解死亡焦虑的过程中找到了他的洒脱的人生观。
    在诗人的生平中我们注意到陶渊明从二十九岁出仕到四十一岁的归田，期间是仕隐无常。陶渊明的出仕是因为其心中有济世的抱负，这与他少年时代家庭与儒经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杂诗五》）。
    当然，陶渊明的出仕并不是对身后的汲汲追求，而是因为在封建社会唯有当官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但是手段的本身的污浊程度确是陶渊明所不能忍受的，官场的等级、 腐败是陶渊明所未尝料到的。曾任参军、祭酒这些小官职的他必须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这使他对仕宦生活持着一种否定的态度。同时他所处的时代政治极端腐败 。陶渊明经历了“司马道子、元显的专权，王国宝的乱政，等等”统治阶级热衷的是争权夺利，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想实现进步的政治思想是不可能的。
    心中有抱负，但却实现不了。诗人不免产生生命忧伤之感和孤独感。《杂诗-二》：“欲言无余知，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饱含着有志难酬的失落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怨歌，钟期信为贤。”“独”字透露着知音难觅的悲伤感与孤独感。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达则兼济天下”的路走不通，那就采取“穷则独善其身”的生命态度吧，这是中国文人的选择，也是陶渊明的选择。陶渊明否定与消解“仕宦”人生方式与价值的方法就是归隐。古人归隐大多归隐于山林，但陶渊明却选择了田园。为什么选择田园生活呢？
    一、“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在天人关系问题上，中国哲学有“天人合一”的主张。“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观点有复杂的涵义，主要包含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人是天地生成的，人的生活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第二层意义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类道德的最高原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归隐山水归隐田园都是对自然的一种亲近。而农耕与自然的接触犹为密切。陶渊明以自然的纯洁来否定官场的污浊。
    二、古代隐士的榜样力量。陶渊明多次在诗文中提到长沮、桀溺等隐士。“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冀缺携俪，沮溺结耦。”“相彼贤达，犹勤陇亩。”（《劝农》）等等，其中的“耦耕”“植杖翁”等都暗指古代隐士。而这些隐士的共同特点是亲自参加农耕生活。陶渊明向往他们的高洁品格，认同他们的归隐行为，也实践着他们的农耕生活。
　　三、农耕本身的特点。农耕显得稳定，较少变化，只要付出一份耕耘，就会获得一份收获。“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移居谠》）。这与有志而无法实现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农耕又有一定的封闭性。“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归园田居谠》）远离了官场，摆脱了束缚，获得了身心的自由。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一点的是躬耕陇亩与陶渊明的家境也是有关的。这从诗人的《有会而作》《乞食》《咏贫士七首》等诗中均可看出。
　　陶渊明的“归隐田园”的生存空间，不是形而上的。他在这真实的生存空间中体验到了快乐，感受到了艰辛，也体悟了哲理。欢乐来自于愉快的心情与乡居的乐趣。陶渊明在《归园田居 》中把仕途比成是“尘网”，使人不得自由，把辞官比成是冲出“樊笼”，重返“自然”。在诗中把重返自然的欣喜抒写得淋漓尽致。再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间同样抒写了秋收时的愉快心情，表示愿意长期躬耕的志趣。当然纯粹是欢乐的话，那也是不真实的。“力耕不吾欺”的田园生活中诗人也品尝到了农耕的艰辛。因为耕作不能满足最低限度的生活需求。《饮酒欠》“躬耕未曾替，寒馁常糟糠。”这忧苦，正是陶诗中“ 平淡”处的抑郁。使他的田园诗与之后的田园诗存在着风格的差异。而更为能得的是诗人从田园生活中领悟到人生的真谛。《饮酒鐠》：“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真意”就是各种存在物各得其所，逍遥无拘。

梅庐

先发来第一部分，后面有时间打上来。这个稿子吾在2003年曾经发过第一部分，到“想实现进步的政治思想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发的已找不到，前些日子搜索了一下，在榕树下有人搞了过去，倒省了我的精力打字

梅庐

题上来

飛行的風箏

陶淵明之所以嚮往田園生活，關鍵仕宦之途的不如意，不能實現之抱負。苦悶之餘，自然“卸甲歸田”。中國文人的宿命啊。

老茶坊主

陶氏于难张扬个性的官场逸出,正是其归途.
未必是做官的材料,而实践证明他最合做诗人.
陶有"有志不获骋"之念,但总体上还是个不好梁甫吟的人.

梅庐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达则兼济天下”的路走不通，那就采取“穷则独善其身”的生命态度吧，这是中国文人的选择，也是陶渊明的选择。陶渊明否定与消解“仕宦”人生方式与价值的方法就是归隐。古人归隐大多归隐于山林，但陶渊明却选择了田园。为什么选择田园生活呢？
　　1、“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在天人关系问题上，中国哲学有“天人合一”的主张。“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观点有复杂的涵义，主要包含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人是天地生成的，人的生活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第二层意义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类道德的最高原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归隐山水归隐田园都是对自然的一种亲近。而农耕与自然的接触犹为密切。陶渊明以自然的纯洁来否定官场的污浊。
　　2、古代隐士的榜样力量。陶渊明多次在诗文中提到长沮、桀溺等隐士。“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冀缺携俪，沮溺结耦。”“相彼贤达，犹勤陇亩。”（《劝农》）等等，其中的“耦耕”“植杖翁”等都暗指古代隐士。而这些隐士的共同特点是亲自参加农耕生活。陶渊明向往他们的高洁品格，认同他们的归隐行为，也实践着他们的农耕生活。
　　3、农耕本身的特点。农耕显得稳定，较少变化，只要付出一份耕耘，就会获得一份收获。“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移居·二》）。这与有志而无法实现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农耕又有一定的封闭性。“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归园田居·二》）远离了官场，摆脱了束缚，获得了身心的自由。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一点的是躬耕陇亩与陶渊明的家境也是有关的。这从诗人的《有会而作》《乞食》《咏贫士七首》等诗
中均可看出。
　　陶渊明的“归隐田园”的生存空间，不是形而上的。他在这真实的生存空间中体验到了快乐，感受到了艰辛，也体悟了哲理。欢乐来自于愉快的心情与乡居的乐趣。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一》中把仕途比成是“尘网”，使人不得自由，把辞官比成是冲出“樊笼”，重返“自然”。在诗中把重返自然的欣喜抒写得淋漓尽致。再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间同样抒写了秋收时的愉快心情，表示愿意长期躬耕的志趣。当然纯粹是欢乐的话，那也是不真实的。“力耕不吾欺”的田园生活中诗人也品尝到了农耕的艰辛。因为耕作不能满足最低限度的生活需求。《饮酒·八》“躬耕未曾替，寒馁常糟糠。”这忧苦，正是陶诗中“ 平淡”处的抑郁。使他的田园诗与之后的田园诗存在着风格的差异。而更为能得的是诗人从田园生活中领悟到人生的真谛。《饮酒·五》：“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真意”就是各种存在物各得其所，逍遥无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