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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话] [转帖]也谈毛泽东诗词中的“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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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5-25 13:24: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樱林花主 于 2015-10-6 14:38 编辑

<P><FONT size=5>            也谈毛泽东诗词中的“真伪”</FONT></P>
<DIV>                                           ——兼与邓遂夫先生商榷</DIV>
<P>      邓遂夫先生在《〈呈郭老〉诗二首的真伪》一文中,对毛泽东诗词“真伪”的鉴别标准,我是赞同的。还在1997年,笔者曾以《“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毛泽东诗词集》质疑》投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一家刊物,未予置理。现在读到刊载在2001年第11期《博览群书》上的邓文,在笔者看来,持论之据虽同而结论恰好相反。具体来说就是邓文判为伪作的《呈郭老》、《看山》等作品均非伪作,而《毛泽东诗词集》中的伪作则无一论及。 <BR><BR>    (一) <BR><BR>    1974年年初,“批林批孔”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民间流传两首据说是毛泽东批评郭沫若的诗。 <BR><BR>    一首五言出自江青的一次讲话,这就是邓文所引“《五绝·呈郭老》”: <BR><BR><BR>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BR><BR>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BR><BR><BR>    稍有诗词常识的人,一望而知,此诗与绝句相去甚远,几乎没有一句是合律的。邓先生以“五绝”来衡量,然后又引毛泽东致陈毅信中所说“不讲平仄,即非律诗”,证明深于诗律的毛泽东决不可能写这样的“五绝”。问题是将此诗冠以“五绝”的并非毛泽东本人。在我看来,江青在大庭广众之下假传“圣旨”,伪造毛泽东诗作,似乎不合情理。毛泽东也不会将这首类于顺口溜的五言真正视为诗作。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毛泽东在与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谈话中也有类似的所谓“五绝”: <BR><BR><BR>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 <BR><BR>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 <BR><BR><BR>    这当然不是什么诗,但笔者确也看到几种出版物将这首顺口溜入编。毛泽东九泉有知,一定会惊呼“大谬不然”了。 <BR><BR><BR>    另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邓先生亦以“不讲平仄,即非律诗”为据,判定其为“伪作”。倘以七律来衡量,此诗确有违律处,即首句“劝君少骂秦始皇”(仄平仄仄平仄平),统观全篇,应为“仄仄平平仄仄平”,如从“一三五不论”的角度看,其实也就是二、四位置上的平仄错位。这样一首仅有一处平仄互置而对仗、韵脚都合律的七言,称之为“七律”是说得过去的。诚如邓先生在文中所指出的,毛泽东所发表的七律,“于格律稍有不合者有两处”。此诗亦应作如是观。其实,对“不讲平仄,即非律诗”也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毛泽东的自我评价是:词学深于诗学。即便如此,《蝶恋花·答李淑一》下阕的后三句换了韵部。这对于寻章摘句的人来说自然是大忌,毛泽东的自注是: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任之。这就是说,宁可违律也不愿损意。这首词的平仄是不成问题的,因此读者也决不会认为作者“不讲平仄”。偶一为之(主要是出于不以律害意的考虑),是决不能断为“不讲平仄”的。(其实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信中说这番话是有针对性的,熟悉陈毅诗词的读者应不言自明。)将唐诗格律推向极致的杜甫尚且有偶一为之的违律处(如《咏怀古迹》之二的第二三句即失粘),从未闻古往今来的诗评家有将此诗逐出七律之列的。邓先生将《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指为“总共才八句计五十六字的一首七律,其不合平仄者竟达十七处之多”,笔者不明白是如何判定的,极愿闻明教。 <BR><BR><BR>    这是一首不折不扣的政治诗。毛泽东晚年以这样一首并无多少诗意可言的七律,来申发政治家的“文革”情结,是不难理解的。它之出于毛泽东之手,笔者可以提供两条颇具权威性的证据。 <BR><BR><BR>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收入此诗(见此书第361页),刊本标注为“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与邓先生所引稍有不同的是,第五句当为“百代都行秦政法”而不是“百代都行嬴政法”。一首诗三次出现“秦”,亦可证明作者重在政治诉求,并不(或主要不)视为先前意义上的诗。试看五十年代,有学者指出《七律·长征》中“金沙浪拍云崖暖”与“五岭逶迤腾细浪”句中两个浪字犯复,毛泽东欣然接受,改为“金沙水拍云崖暖”。顺便要指出的是,“嬴政法”虽少了一个秦字,但从对仗的角度看,显然不及“秦政法”工整。从这些细微之处可以见出,毛泽东是一贯讲求“不讲平仄,即非律诗”的原则的。 <BR><BR><BR>    也许有人会要说刊本非毛之手稿(其实即令是手稿,邓先生亦大胆直斥其为“伪作”),似有可议之处。那末就再提供一条旁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48页,在1974年1月31日条下有以下记载: <BR><BR><BR>    同张春桥一起前往看望郭沫若,并将毛泽东所写《读〈封建论〉呈郭老》七律诗、柳宗元《封建论》及注释等书送郭。 <BR><BR><BR>    郭沫若于同年2月7日作《七律·春雷》“呈毛主席”: <BR><BR><BR>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BR><BR>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BR><BR>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BR><BR>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BR><BR><BR>    笔者在一篇谈毛泽东与郭沫若诗交的文字中,称这是一次特殊的唱和。遗憾的是编辑在发表时将这些史实删去了。 <BR><BR><BR>    要之,邓先生判为“伪作”的两首毛泽东批评郭沫若的诗作(姑且将那首五言的顺口溜称之为诗罢)均非伪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出于毛泽东之手更是无庸质疑的,它对研究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 <BR><BR><BR><BR>(二) <BR><BR><BR>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未收《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当然不是出于真伪的考虑,否则岂非与同由其编辑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相抵牾。这本诗词集较之胡乔木主持编辑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增收十七首,其中九首是首次公开发表。此后有不下五六家出版社又在此基础上收入诸如“大事不讨论”之类的所谓诗作,力图搞成全集的规模。在笔者看来,要论毛泽东诗词的真伪,当以出自权威性机构编辑的《毛泽东诗词集》为主本,“余子碌碌,莫足数也”。我很钦佩邓先生“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质疑精神,向《毛泽东诗词集》的权威性提出挑战。邓先生以毛泽东致陈毅信中所言“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从来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为据,对集中的《五律·挽戴安澜将军》和《五律·看山》的作者质疑。 <BR><BR><BR>    在笔者看来,邓先生的依据是缺乏说服力的,他是过于老实地看待毛泽东致陈毅信中的这些话了。毛泽东说“从来没有学习过”五言律,只是谦虚的表示,怎么可以当真呢。试问,倘若毛真的从未学习过五言律,又如何为陈毅的《六国之行》修改呢?毛泽东修改了这组诗中的第一首,并另拟篇名《西行》: <BR><BR><BR>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 <BR><BR>不因鹏翼展,那得鸟途通。 <BR><BR>海酿千钟酒,山栽万仞葱。 <BR><BR>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BR><BR><BR>    因未见陈毅原稿,故不好判断毛泽东作了哪些修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陈毅所作五七言,确乎“不讲平仄”。是不屑于讲究平仄,还是如毛泽东信中所言“还未入门”,自然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陈毅的《六国之行》(其一)经毛泽东修改后,成为完全合乎规范的五言律。这对于“从未学习过”五言律的人是很难做到的。又据看到过陈毅原稿的陈毅亲属回忆,《西行》的颔联和颈联完全是毛泽东的“神来之笔”。颔联以流水对出之以比兴,颈联则想象奇伟,大气磅礴,决非俗手所能写出。这首《西行》是最好的现身说法:毛泽东对五言律决非“从未学习过”,而是功力甚深。除非邓先生对《西行》的修改者质疑,否则夫复何言? <BR><BR><BR>    邓先生以为《五律·挽戴安澜将军》“当属今人五律之上品”,但又囿于毛所说“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从而对这首五律的作者究属何人提出疑问。 <BR><BR><BR>    此诗的刊本标注为“根据一九四三年戴安澜将军追悼会挽联挽诗登记册刊印”。以笔者有限的见识,那时联署挽联时有所见,而于挽诗则似未有过。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假托毛泽东之名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从广义的角度看,写在供他人所阅览的登记册上也可以算是“发表”,但从出版学的意义上讲,似乎也可以认为这不算是发表,至少可以认为这不算是正式发表。再者,毛泽东的记忆是否准确无误,也需要作具体分析。笔者愿意提供两条史料来证明,博闻强记如毛泽东者亦不免有百密一疏的时候。 一是1957年2月复《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的信,对他们抄寄的《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答以“似乎不像”。二是1962年5月为郭沫若的《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改写一段六百余字的长文,对《忆秦娥·娄山关》的创作过程和有关史实提供了最富权威的说明,但说“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则属误记。据此,以毛泽东信中的一段话来否定《五律·挽戴安澜将军》出自毛泽东之手是没有说服力的。 <BR><BR>    邓先生对《五律·看山》的质疑,委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首先,此诗有毛泽东的手稿。邓先生以“毛泽东在工作之余,向来有书写前人诗句的习惯”予以否定,但是邓先生却未能说明这首《看山》究竟出于何位前人。其次,此诗决非如邓先生所判定的“实乃是格律迥异的两条联语和一首绝句随意组合而成,根本不能构成一首完整的律诗”。为识者明辨,笔者将此诗亦抄录于下: <BR><BR>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BR><BR>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BR><BR>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 <BR><BR>一片飘 下,欢迎有晚鹰。 <BR><BR>    要说违律,那就是第三句“飞凤亭边树”与第二句失粘,在这一句的第二个字上须用平声字,而“凤”则系仄声字。在手稿中,第六句是“冷去对美人”,今以“佳”易去“美”,足见作者对平仄的讲求,因此句第四字须用平声字。由此看来,这首《看山》虽有一处失粘的瑕疵,仍不失为一首总体合乎规范的近体诗。至于韵脚,也不是一个问题。今人作近体诗,似不必拘泥于古韵。事实上今人作律诗而完全依《佩文诗韵》者殆鲜见,大家如柳亚子辈亦然。“峰、风”古韵属一东,今则属eng韵,与“鹰”属同一韵部,与“人”(en韵)虽有前后鼻韵之别,并无大碍。邓先生批评此诗前后四句有拼凑之痕迹,亦不知从何说起。事实上后四句所及扇子(岭)、美人(峰)与前四句所及之飞凤亭、桃花岭均系北高峰附近之景观。诗人将这些名胜融为一体而律对工稳,流转自如,毫不板滞,显示出很高的艺术功力。至于作者是否“三上北高峰”,不应成为一个问题。毛泽东开国后离京外出,常去之处为武汉、广州、上海、杭州,而次数之多,时间之长首推杭州。1954年春,毛泽东在杭州起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期间,多次登临杭州近郊的山峰。但如一定要坐实为“三次”则又犯了解诗之大忌。这些地方,深于诗学的邓先生一定是明白的。有时也许是一定要符合主观的臆断而不免强为之说了。 <BR><BR>    要之,《五律·挽戴安澜将军》和《五律·看山》出自毛泽东之手亦毋庸置疑。 <BR><BR>(三) <BR><BR>    邓先生为着印证《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系假托毛泽东之名的伪作,举出上面两首五律判为伪作,这是找错了对象。我同意邓先生所作“迄今所见他的其他五言律均有可疑”的判断,可惜邓先生未能沿着这个思路说下去(也许邓文旨趣仅在论断《呈郭老》两首之真伪所致)。笔者要扩而大之地指出:收入《毛泽东诗词集》中所有新增而未经作者本人审定的近体诗,均系“不讲平仄”的伪作。 <BR><BR>    新增作品有九篇:《五律·张冠道中》、《五律·喜闻捷报》、《七绝·刘蕡》、《七绝·屈原》、《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先生八十寿辰》、《七律·有所思》、《七绝·贾谊》、《七律·咏贾谊》。 <BR><BR>    这九篇作品中,“根据作者审定的抄件刊印”的有《七绝·刘蕡》、《七绝·屈原》、《七律·有所思》等三篇。《有所思》被熟谙此道的胡绳先生称为“堪同‘正编’中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在艺术上相提并论的一首”。《屈原》在“文革”之初即以传抄稿的形式广为流传,首句“屈子当年赋楚骚”,以楚骚指代《离骚》,足见作者对平仄的讲求;末句“一跃冲向万里涛”之“向”字不合律(此处须用平声字),看来是为着不以律损意而不得已为之,然终究是一个缺憾。诗人生前未允公开发表,未知是否与此相关?《刘蕡》第二句“中唐俊伟有刘蕡”恐为“伟俊”之误置,此等情况前亦有之——作者在1958年12月于同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批语中,曾指出《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万方奏乐有于阗”为“乐奏”之误置。 <BR><BR>    问题集中于“根据抄件刊印”的六首诗。在笔者看来,较之于“根据作者审定的抄件刊印”(如上述三首),这其实就是“根据(未经作者审定的)抄件刊印”的省称。无一例外,这六首诗均“不讲平仄”,有的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BR><BR>    先看两首五律之“不讲平仄”,加点者为违律处。 <BR><BR>《张冠道中》: <BR><BR>  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 <BR><BR>    雾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 <BR><BR>    戎衣尤铁甲,须眉等银冰。 <BR><BR>    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 <BR><BR>    格律诗向有“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之说(大体近是,但有孤平之虞)。对五律而言,每句中的“二四”在平仄上有严格的规定,而处于“二”这个位置上的字因着粘连的需要,尤其重要。此诗八句,竟有四句粘对违律。 <BR><BR>    《喜闻捷报》: <BR>中秋步运河上,闻西北野战军收复蟠龙作。 <BR><BR>  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 <BR><BR>    佳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 <BR><BR>    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 <BR><BR>    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 <BR><BR>    此诗不惟“不讲平仄”,颈联的对仗也成问题,“鸿音绝”无法与“信未通”成对。“妻儿信未通”完全有悖史实,毛泽东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来。 <BR><BR>    这两首五律均作于1947年,在格律严谨的《五律·挽戴安澜将军》之后。 <BR><BR>    再看作于1961年的《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标题即有问题,对于逝者竟用“寿辰”,显然不妥。“其一”首句“博大胆识铁石坚”,竟然除韵脚为平声字而连用六个仄声字,且诗意平平。“其二”句句违律: <BR><BR>    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 <BR><BR>    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BR><BR>    不可思议的是,第三句竟以平声收句,这样的低级错误大概连初学律诗的人都不至于犯。作于同一时期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第三句“中华儿女多奇志”之所以不用“中华女儿多奇志”(后者似更切题),其原因除了郭沫若在诠释文章中道及外,在笔者看来主要是出于平仄的考虑。 <BR><BR>    《七绝·贾谊》失粘。杜甫的一处失粘是在七律中,因有八句,尚无大碍。毛泽东偶有失粘,亦在律诗而非绝句中。绝句只四句,故失粘便是大忌。 <BR><BR>    《七律·咏贾谊》违律最为严重: <BR><BR>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BR><BR>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BR><BR>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BR><BR>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BR><BR>    全诗八句,竟然句句违律,其中有三句还不止一处,颈联不成其为对仗,颔联的下句语意含混,无法自圆其说。毛泽东的七律虽不能说首首精彩(事实上即使是文学史上有定评的诗人也不可能使其创作水平保持在同一高度),但要说这样一首即令是在形式上都与近体诗相去甚远,而意境更是平平(有些词语不像是一个通晓此道的熟手所为)的作品出于同一作者,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BR><BR>    也许有人会说毛泽东生前公开发表的近体诗,在公开发表之前作了许多修改。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他在1955年10月致周世钊的信中所赋七律,在意境上虽不能说是作者七律当中的上品,至少是一首格律严谨的近体诗。1949年4月,毛泽东所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和《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不惟格律严谨,而且意蕴深厚,境界高远,是毛泽东诗词中的上品。其时毛泽东正在日理万机之中,不可能反复吟咏,细加推敲。庆祝南京解放那首的手稿,是毛泽东一挥而就后为田家英所珍藏,与后来的正式发表稿只字无异。和柳亚子那首的手稿中的“暮春时节读华章”,在后来正式发表时改为“落花时节读华章”。这些不争的事实均说明毛泽东于七言律有着深厚的学养。也是在致陈毅的那封信中,毛泽东表示:“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除了谦逊,只能说明毛泽东眼界之高。以脍炙人口的《长征》、《和柳亚子先生》、《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登庐山》、《答友人》等七律观照《咏贾谊》、《纪念鲁迅先生八十寿辰》等所谓近体诗,谁能相信这是出于同一作者之手? <BR><BR>    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毛泽东的绝笔是《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虽无诗意可言,但在形式上毕竟还是一首基本讲求平仄和对仗的格律诗(仅在首句的二四这个位置上平仄互置,多半是不以律损意所致),这与此前所作《咏贾谊》亦不可以道里计。 <BR><BR>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首次公开发表的六首所谓近体诗,所据刊本均未经作者审定,均系“不讲平仄”的律诗不像律诗,古风不像古风的作品(毛泽东写过古风,风格完全不同)。因此,这六篇作品均系假托毛泽东之名的伪作。至于这些伪作如何窜入毛泽东名下,则需另作研究了。 <BR></P>
<P>此一篇与朱康倬先生的论文有共同之处。</P>
<P>先睹为快!!</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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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5-25 19:09:21 | 显示全部楼层
论之极细,同意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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