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国学

春花秋月

杂家


                                    

    杂家，列于诸子中，是很鲜明的一派，因为它是战国末至汉初兼采各家之学的综合学派。《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其列为九流之一。

    战国末期，经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封建制国家纷纷出现，新兴地主阶级便要求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在这种呼声下，学术思想上出现了把各派思想想融合为一的杂家，杂家的产生，大体上反映了战国末学术文化融合的趋势。

    杂家的特点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杂家虽只是集合众说，兼收并蓄，然而通过采集各家言论，贯彻其政治意图和学术主张，所以也可称为一家。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载：杂家著作有《盘盂》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五子胥》八篇，《子晚子》三十五篇，《由余》三篇，《尉缭》二十九篇，《尸子》二十篇，《吕氏春秋》二十六篇，《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等等。其中以《吕氏春秋》、《淮南王》（但也有人认为《淮南王》一书以道家为主，兼才众家。应属道家著作才是，《淮南王》在古代也曾被划入道藏）为代表著作。杂家著作现在只留下《吕氏春秋》、《淮南王》、《尸子》（原书已佚，今仅有后人辑本）三书。

    杂家的代表性人物是吕不韦，吕不韦（约前290—前235年），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他任秦相期间，招揽门客三千余人，并亲自参与其间，历时近十年，编成《吕氏春秋》，足可为杂家代表性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先生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认为："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研究先秦汉之间的思想史的人，不可不认清这一件重要事实。"

    胡适这一说法并非无稽之谈，而是有着根据的。他在论证中提到：司马谈认为 "道家者流……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史记·太史公自序》）一百多年后，《汉书》这样下杂家的界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汉书》分类时，把古代思想式里的老子、庄子、天骈、列子等等列为"道家"，把道家的范围缩小了，故《吕氏春秋》和《淮南王书》都收不进去……

春花秋月

农家


  　 农家，是先秦在经济生活中注重农业生产的学派。吕思勉先生在其《先秦学术概论》中，把农家分为两派：一是言种树之事；二是关涉政治。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农家列为九流之一，并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所重民食"也正是农家的特点，尊神农氏。

    农家学派主张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农家对农业生产技术经验之总结与其朴素辩证法思想，可见于《管子·地员》、《吕氏春秋》、《荀子》。

    战国时，农家代表人物有许行。许行，楚国人，无著作留传，生平事迹可见于《孟子》一书。生卒年不可考，约与孟子同时代。当时随行学生几十人，颇有影响，儒家门徒陈相、陈辛兄弟二人弃儒学农，投入许行门下。

    《孟子·滕文公上》载："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陈相有一天去拜访孟子，转述许行的话说："……贤人治国应该和老百姓一道耕种而食，一道亲自做饭。"）， 鼓吹“贤者与民并耕而食”是许行两点主张之一。还有便是提出“市贾不二”的价格论，这一主张的中心要旨是在肯定分工互助的基础上，提倡人人平等劳动、物物等量交换，以实现其改革思想。

    农家著作有《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国》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赵氏》五篇等等，均已佚。农家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保存下来，他们的思想和活动散见在诸子的著述中，虽星星点点但仍然值得重视。

春花秋月

小说家

　

　　小说家，是先秦与西汉杂记民间古事的学派。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载：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

　　小说家著作有《伊尹说》二十七篇，《鬻子说》十九篇，《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等等，均已佚。今据存目观之，小说家著作体例似外史、别传、笔及之类，其立说托诸古人者有《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天乙》、《黄帝说》；杂记古事者有《周考》、《青史子》、《虞初周说》、《百家》等共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多篇。

　　　刘歆列九流十家，惟小说家不在九流之列，影响甚小。然而小说家反映了古代平民思想的侧面，却是其它九流学派都无法所能代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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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朱


      在中国思想史上，春秋战国是一个虎气腾腾的黄金时代。当时诸侯争霸，战乱不断。于是，一位位思想家风起云涌，欲救百姓于水火中。孔子周游列国，倡导"礼乐"；墨子摩顶放踵，提出"兼爱"；孟子东奔西走，呼吁"仁义"；后人所谓的"诸子百家"也应运而生。

    然而，圣贤们汲汲然奔走于天下，却无所建树。在这种情况下，若干思想家便心灰意冷，只是"苟求性命于乱世"，而不愿以拯救苍生为己任。其中有位杨子，也算是代表人物了。孟子便曾提过这么一句"逃墨必归于杨"（《孟子·尽心上》），于此，可见一斑。

    杨子，名朱，战国时期魏国人。他阐发了一种人生哲学，其核心观念便是"为我"。就是以是否对自己有利当做评判是非善恶的标准，这是站在个人的角度来分析人性，来阐释人生。孟子在批驳杨朱时，认为"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这一句话并不没有言过其实，基本上还是客观的。

    "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显然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这种"为我"的主张，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来看，是断断不可取的，因为这很容易流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

      杨朱没有留下任何遗作，《孟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列子》等书都曾提起过他，其中《列子·杨朱》篇最详。

    《列子·杨朱篇》记载，杨朱是老子的弟子。老子所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的这话，便有自保其意，是以出了位自私自利的弟子。

    另外，有学者怀疑杨朱便是庄子，但应无可能。

    关于杨朱，有两个故事较有名。

    一、"墨子悲丝染，杨朱泣歧路"，后句所指的便是杨朱的一个传说，杨朱某次外出，遇上一条岔路，或许是一时不能决定走哪条路，或许是联想起人生的歧路，竟哭了起来（后世的"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也有一故事，"阮籍哭穷途"，不同的是，杨朱是遇歧路而哭，阮籍是无路可走而哭。在古代，两人的哭都很名，杜甫有"茫然阮籍途，更洒杨朱泣"之句，雷琯有"朝为杨朱泣，暮作阮籍哭"之句）。

    二、杨朱其弟杨布外出时穿素衣，在外遇到下雨，便换了件黑衣，回家时他家的狗竟不认得主人了，狂吠起来。杨布气得要打狗，杨朱却说："你不要打它。如果这狗在出外时为白色，回来却变成了黑色，难道你不同样感到奇怪吗？"（《列子·杨朱》）

春花秋月

八股文


     1905年，自清朝政府一声令下，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八股文便很顺理成章地退出了文学领域。新文化运动兴起，八股作为封建旧文化象征之一，受到猛烈打击，此后可以说是"臭名远扬" ……

        时值今日，我们这一代，恍惚中还有"八股"这样一个名称，在脑中晃了晃，大致知道"八股"是贬义的东西，很坏的东西。但确切地要说出"八股"是什么东西，恐怕我们十有八九不知。只因五四后，很少有人，甚至几乎没人再谈八股，这是原因之一；另外，据说自清废科举后以后，八股文再也不曾出现，并且明清两代五百年间所有八股文选本以及八股文参考书忽然间都销声匿迹（《四库全书》只收录明朝的八股文一集作为标本），事实上，我们这一代见过八股文的确实屈指可数。

    在此，谨以启功先生的《说八股》、张中行先生的《说八股补微》、金克木先生的《八股新论》合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的一书为大体，摘录其要整理一下。

    "八股"二字，现在已几乎成为"陈腐旧套"、"滥调子"的代称。启功先生说曾遇到用这二字为贬义词的人，有的竟不知它是一种文体的名称，更不说八股为什么那么坏的理由。我很久前在网上寻师访友时，便曾遇到一位误认为文言文就是八股的朋友。

    其实"八股"是一种文章形式的名称，它本身并无善恶之可言。只是被明清统治者用它来做为约束士子思想的工具，同时他们又在这种文章形式中加上些繁琐而苛刻的要求。由积弊而引起了这种文体的不适，以致为时人、后人所不耻，不但它本身不必负责任，还可以说八股实在冤了。

    八股文的异称——因该文中有四联，两两相对，好比人有两股，所以叫八股；又因为相对它相对两汉唐宋的"古文"来说，所以又叫"时文"；可能有人嫌"股"字不雅，便称八股为"八比"，殊不知八比便是十六股了，名实不符；明代出第的题目也有出自《五经》中，但主要还是出自《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特别是清代，所以八股又叫"四书文"；那时皇帝的命令称为"制"，八股是皇帝命作的文艺，所以又叫"制艺"、"经义"、"制义"。

     八股文的最大特点——八股文的体制，是要"代圣贤立言"，全文一定要效仿哪位圣贤的口气来说，并要符合朝庭的意旨，且以朱子所注《四书》为准绳。这就是前面所说"明清统治者用它来做为约束士子思想的工具"的意思，更不准发挥自己思想，所以有人称八股只是"敲门砖"（指只是求官的途径），诚然，那时的文人多不屑写八股。

    八股文的起源——八股文确立于明代，是明、清朝的科举考试主要文体。八股本是元朝和明初开始定为考试科目的"四书文"，溯源于宋朝的"经义"考试。创始者的文章据说是政治家王安石，但此事还不能确定。

    八股文的题目——主要题目多出自《四书》，也就是以四书中的某字某句为题。少数字的题（大约十字之内），称"小题"；多数字的题（大约十字外），称"大题"。也许是怕重复以前考过的句子，也许是为了增加难度，后来出的题多是东一词，西一句，比如取《大学》一句"日日新"，又加一句《孟子》中一句"君命召"，就以这六字为题了。这在我们来看，有些不可思议。

    八股文的基本形式——或者说是八股文步骤，还并不怎么复杂。首先是破题，其次是承题；再是起讲；最后便是提比、小比、中比、后比、（或者说是提比、中比、后比、束比），也就是四比、八股；文末是收合。

     "破题"——从破字，我们可以看出这里有"解开"、"分析"的意思，就是要开篇先把题义点明。也就是说出这次要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其性质也就相当于今天所谓文章的"主题"。但有规定，第一是只能用两句话；第二是这两句要概括题义、解释题义，只是绝不能直说题义。从实质上说，这种破题方法，和作谜语极为相似。进一步来讲，整篇八股文就是谜面，题目便是谜底。而且破题是作八股文最重要的一关，破题好坏直接影响到整篇。有一篇题为《子曰》的八股文很有名，其破题是--匹夫而为天下法，一言而为天下师。前句破"子"字，后句破"曰"字，真是才华横溢。这也是最标准的破题。再有一列笑话，题目是《三十而立》，其破题是--两当十五之年，虽有椅子板凳而不坐也。前句破"三十"，后句破"而立"。

    承题——便是进一步作主题的补充，类似"副标题"的作用，具有承上启下的使命，以三句为标准。

    起讲——较深入地说明这个问题的用意所在，内容大意，最多不超过十句。

    四比——四比就是提比、小比、中比、后比、（或者说是提比、中比、后比、束比），四比分为八股，就是逐条分析，正面如何，反面如何等等，可以说就是正文。较难的恐怕就是这四比了，因为每两股必须成为一副对联，共四联。按对子一样，词性相对，平仄相对。试想，一句诗找出可对之句，毕竟不是很难，若是长篇大论的句子，句句都对上联，就不太容易了。

    收合——收场结束语，一般约八句之内。

    以上略谈八股，言有未尽之处。个人以为八股很有趣，原本生活中还存在着八股，不说文章，便是口头也有八股，只是没有那么严谨而已，最后以一段生活中的八股结束。

    如导游者向旅游人介绍："今天游燕京八景。"（破） "八景是本市的名胜古迹，已有几百年历史"（承） "它们有的在市内，有的在近郊，游起来很方便"（讲） A景，B景 （提比） "太液秋风不易见，金台夕照已迷失"（小比） C景，D景 （中比） "卢沟加了新桥，旌门换了碑址"（后比） "进天天气很好，六景全都看了"（收）

     试问，哪个旅游人会向这位导游抗议说他作了八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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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赋


    汉赋，无疑是古典文学中一种影响深远的体裁。

　　刘勰在其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里说："铺才逦文，体物写志"是赋之特征。前四字指的是赋的形式，后四字指的是赋的内容。《汉书·艺文志》载："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赋是一种不同于诗词，也不同于文的文体，介于二者间。

   《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周礼·大师》）。一般认为，"风"、"雅"、"颂"是三种诗体，"赋"、"比"、"兴"是三种写作表现手法。在战国时期，"赋"还只是古诗的一种表现手法。"赋"与"比、兴"的比喻象征、托物起兴不同，"赋"是"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一种直白的表现手法。但有学者以为赋原来也是一种诗体，如章太炎先生在其《国学演讲录·经学略说》中提出："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不论赋前身是不是一种诗体，在后来赋成为一种文体，并在汉代领一时风骚，是无可置疑的。至唐时韩、柳发动"古文运动"，骈文逐步失去正统地位。这对赋有一定冲击，但宋后，赋依然是文人学士最喜欢采用的文体之一，主要是俳赋与文赋。

　　赋在先秦儒家荀子时便已是一种文体，《荀子》一书中已有《赋篇》，分别写云、蚕、礼、知、针五种事物。

　　刘勰指出"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可见赋是《诗》与《楚辞》演变而来，《诗经》是赋的远源，《楚辞》是赋的近源。

　　赋到西汉时，已足以成为汉代文学的代表，乃至影响千年中国文学史。赋大致分为五种，也正是五个重要时期：西汉人将楚国诗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也视为赋体，没有一定的限制性，这称做楚辞体的骚赋；汉赋篇幅较长，多采用问答体，韵散夹杂，其句式以四言、六言为主，但也有五言、七言或更长的句子，汉赋喜堆砌词语，好用难字，极尽铺陈排比之能事，却被后人视为赋体正宗，也称古赋；六朝赋是东汉抒情短赋的变体，其特点是篇幅短小，句式整齐，多为四言、六言拼偶组成，而又讲究平仄，通篇押韵，又称俳赋；唐宋又有律赋，题目，字数韵式，平仄都有严格限制；文赋是中唐以后产生的一种散文化的赋体，不刻意追求对偶、声律、词采、典故，句式错落多变，押韵较自由，甚至大量运用散文的句式，文赋实际上是赋体的一种解放。静安所谓"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人间词话》），不外如是。

　　赋家主要代表人物有屈平、宋玉、司马相如、杨雄、枚乘等人。

    《汉书·艺文志》载：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其中宋玉之《风赋》、枚乘之《七发》、司马相如之《子虚赋》、东方朔之《答客难》、扬雄之《长杨赋》、班固之《两都赋》等等，无不是传世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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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也可以说是道家之学以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

    "玄"字的本义是一种深赤而近黑的颜色，所以许慎《说文》引意解为：玄，幽远也。"玄"字出自老子《道德经》"玄之又玄，众玄之门"，言道幽深微妙。"玄学"之称的由来，正是因为魏晋时期清谈家称《周易》、《老子》、《庄子》三本书为"三玄"，所以"玄学"之名由此而来。

    东汉末年至两晋，是两百多年的乱世，随着东汉大一统王朝的分崩离析，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家之学也开始失去了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这种论辩犹如后代的沙龙，风雅名士（以嵇康、阮籍为代表赫赫有名的"竹林七贤"恰是魏晋风度的化身），聚在一起，谈论玄道，当时人称之为"清谈"或"玄谈"。

    据清代学者赵翼《二十二史剳记》称，清谈之风始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可以说是创始人，他们都是当时贵族名士，影响所及，便成一代风气。《晋书》上所谓"正始之音"也正是指整个魏晋时期玄谈风气。

    清谈家们有一种时髦，就是一边潇洒地挥着麈尾，一边侃侃而谈。清谈的话题一般都是围绕着《周易》、《老子》、《庄子》这三本玄妙深奥的书展开，清谈的内容主要涉及有与无、生与死、动与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言能否尽意等形而上的问题。在正统士大夫看来，诸如此类清谈都与国计生民无关，因此就有"清谈误国"之类的说法，如儒家学者范宁就说："何晏、王弼之罪，深于桀、纣。"

    何晏、王弼主张"贵无论"，说"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又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其后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任自然"（《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并"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非汤武而薄周孔"（此句也是出自《与山巨源绝交书》，此篇文采斐然权不谈，一般来说可以算是嵇康的宣言书，甚至是当时魏晋二三子的宣言书，但窃以为，依当时历史情势来看，嵇康其意并非真的"越名教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而是作文明志而已，说地明白点，便是让那司马家知道自己的心思，而事实上显然不是真的坚决"越名教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这在嵇康其它文章中可知一斑）。其后完成于郭象，其作《庄子注》，此书一出，玄学大畅，"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晋书·郭象传》）。郭象主张崇有论，认为无不能生有，说"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齐物论注》），又主张"名教即自然"。玄学并不完全排斥孔学，它力图用道家语言解释儒家经典，即所谓"引老入儒"，调和儒道两家。何晏作《论语集解》，王弼作《周易注》、《周易略例》和《论语释疑》，郭象作《论语体略》，都尽力把玄学和正统儒家名教加以融通。玄学也尊孔子为圣人，然而把孔子玄学化。如王弼认为孔子贵无，嵇康则言孔子善于养生。其实，即便是攻击礼法之士的玄学家也重视儒家观念，阮籍说"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嵇康在家中提倡儒家道德，说"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让；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

    总的来说，玄学是当时一批知识精英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修齐治平），对宇宙、社会、人生所作的哲学反思，以在正统的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后，为士大夫重新寻找精神家园。南北朝时，佛教以玄学语言阐述佛理，玄学家也有以谈佛理见长者，玄佛合理。东晋后，玄学已与佛学合流，做为一种时代思潮的玄学也就"笑渐不闻声渐悄"了。

春花秋月

传统与科技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灿烂的光华，为世界所瞩目，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值得骄傲的光荣。

    然而，人们提及孔子对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影响时，常常认定孔子奠定的儒学是排斥科学技术的。假如这就是孔子与中国传统科技的全部关联，那么，不仅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伟大的人物需要修正，因为很难想象对于传统文化中举世公认的辉煌成果毫无正面作用的人，能称得上是这一文化的伟人；而且也很难从逻辑上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技术成就和这一文化的主流思想既孔子开创的儒学是完全相对立的。

    由此可见，儒学决不可能是完全排斥科学技术的。

    至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对于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究竟是起积极的影响还是消极的影响？这是一个科学史界、哲学史界反复争论、迤今尚无定论的问题。

    孔子开创的儒家对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有着正面作用，但也无可否认，儒家确有轻视科学技术的倾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向关注于人事而忽略了自然，这一点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但其以理性反对迷信则大大有利于科学的发展。

    儒家对科技的鄙视和推动则表现在"仁知统一"上。所谓"仁知统一"，即道德行为（仁）和理性认识（知）的结合。

    对于仁知的统一，孔子是这样论证的：一方面，知从属于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另一方面，知是仁的必要条件（"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仁知由如此的互为前提而贯通为两者完美结合的"中庸"这一"至德"。但是，这"知"却不是指认识自然事物及其规律，而是明确的把"知"的任务规定为认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因而，在仁知统一的支配下，由于伦理理性居于知识理性之上，科学技术成为雕虫小技，处于遭贬抑的地位。然而，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仁知统一"对科学技术只具有排斥的作用。因为，如果某些学科的认识（知）对象同时具有道德（仁）的属性，即这些学科本身是仁知统一的体现，那么在孔子奠定的仁知统一的支配下，这些学科就会得到重视，获得较大的发展。

    这些学科在中国古代就是医学、农学、天文学、数学。

    医学——儒家之所以看重医学，和孔子开创的仁知统一传统紧密相关。因为医学是以治病救人为宗旨的科学，而这与孔子提倡的儒家爱人之仁德相吻合，于是医学就成了科学技术（知）和伦理道德（仁）合一的科学，行医就成了仁知统一的化身。中国古代有"医儒同道"的说法，宋代著名大儒范仲淹自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把良相和良医视为儒生的进退之道。

     农学——农学在中国古代也科学技术（知）和伦理道德（仁）合一的学科。这是因为在小农经济基础为主体的古代中国，农业的繁荣和实现孔孟儒家所憧憬的"德政"、"仁政"戚戚相关。子贡问怎样为政治国，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把农业和仁政相联系的"重农"思想，随着儒学独尊就成了以后两千年的主流。由于农业是有着道德内涵的，因而这一（有关农业的科学）农学，自然就是仁知统一的科学。

天文学——在中国古代科技中，最为官方重视的便是天文学。由于古代中国君臣等级与天地日月相伴，自然界的天体有了伦理的属性，因而天文学也就成了有关"天"的科学知识和纲常伦理相合的学科。孔子编修的六经之一《春秋》载有我国最早的有关彗星的可靠记录："鲁文公十八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哈雷彗星记录。同时《春秋》书中记有春夏秋冬的四季概念。这说明孔子所说的"知天命"（《论语·为政》）确有研究天文知识的科学成分。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曾子对主张天圆地方的"盖天说"提出了批驳，认为圆形的天穹是无法吻合方形的大地的。这表明曾子也曾对古代的宇宙理论有过一定研究。

    数学——在古代，历数并称，数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天文学服务的，于是数学也成了仁知统一的学科，同样地得到了较大发展。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和儒学演变的历史特点中，找到一些儒家思想对科技发展积极影响的线索。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有两个时代特别重要。一个是汉代，是各门学科初具规模、奠定体系的时期；再一个是宋代，是传统科学走向高峰的黄金时期。而在学术思潮发展领域，这两个时期恰恰一个是独尊儒术（汉代），再一个是儒学复兴（宋代）。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不能设想，当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处于高度发展的繁荣阶段时，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社会思潮却会是一种对科技发展完全是消极影响的思想。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之所以能获得高度发展，必然有其赖以发展的各种原因，其中包括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及其思想和文化原因等等。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在汉代和宋代这两个时期，儒家思想正是适合并促进科技发展的思想原因之一。

    总之，儒家思想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学科领域都很不相同，应该对其作具体分析，而不可将其一概否定。

    以上所见，主要参考《孔子与中国文化》、《儒学与21世纪中国》两书。

    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中，还曾保留了社会生产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

    如《荀子》一书中，著录了但当时的青铜治炼技术；《韩非子》一书已有司南（指南针）的记载；《孙膑兵法·地葆》篇把地形分为山、陵、阜、陈丘、平地、川、泽等，说明当时就已知道了地形对战争和植雾分布关系的重要性；农学著作反映了各国推行的耕种政策和农业生产中的研究成果；名家提出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说出了物质的无限可分性，等等。

    值得一提的还有墨家，墨子可以说是一位发明家、科学家。墨子本人的手工很巧，据说他用木头削成的车轴，能承受六百斤重的物体；用木料拼成的木鸟，能在天上飞一天；还比当时的巧手公输盘更早的发明了云梯等等。

    《墨子》一书文风朴实无华，并且部分内容诘屈聱牙。当近代学者认真解读这本古书，才发现早在二千多年前墨家便已有对光学（已知光沿直线前进，并讨论了平面镜、凹面镜、球面镜成像的一些情况，尤以说明光线通过针孔能形成倒像的理论为著）、数学（已科学地论述了圆的定义）、力学（提出了力和重量的关系）等自然科学的探讨，可惜的是，这一科学传统也因此书在古代未得到重视而没能结出硕果。但这一发现，震动当今学术界，使近代人对墨家乃至诸子百家更为刮目相看。

    正确来说，如果讨论传统与科技的关系，单只提到正面（或负面），都是不够全面，不够严谨的。两者关系，也远不止这里所提到的，由与本人所知所限，姑录一二。

春花秋月

孔子的德治思想     卫君翰


     "德治"，是指以礼乐教化来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将遵守社会等级秩序及其行为规范变为一种自觉，从而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其中心思想便是对人民施行道德教化，以令人主动地心悦诚服，而不是靠严刑峻法来迫使人民畏敬。

    德治也是孔孟儒学大力提倡的政治主张，后来儒家把这种德治思想进行了发挥与弘扬，对传统政治影响巨大。"以德为主，以刑为辅"便是历代王朝政教奉行的一条基本原则。

     下文为卫君翰所作，见地甚为透彻。

    孔子的德治思想有以下几个重点来反映：

     1.德治并不排除法治。
    子路篇：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媵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意思是贤人相继治理国事，也要到百年之后，才能感化残暴之人，达到废除刑罚的境界。换句话说，那百年之内当然还是须要刑罚的。
    子路篇：…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指罪与刑必须适当，重罪重罚，轻罪轻罚。既然如此，刑罚，而且是适当的刑罚，还是须要的。
    尧曰篇…不教而杀谓之虐…。从另一角度来看，教而后杀就不算虐了。
    里仁篇…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是说君子敬畏刑法，小人贪图利益。
    宪问篇…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如怨于社会国家时，若不以刑罚报之，何谓直？

    2.德治是主观的理想，还须其它很多客观的环境配合，才能达成。
    2-1.时间——德治的教化，是得花费相当时间的。同前例，子路篇：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善人为邦也要百年时间。同篇中：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意指如有圣人为天子，也要三十年的时间，才能使仁道行于天下。
    2-2.人民的生活情况——子路篇：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和冉有一齐到了卫国，孔子见卫国人烟稠密，便说：这里人口真是众多啊！冉有问到：治理国家时，当人口多了以后，我们还能为他们作些什么呢？孔子说：改善大家的生活，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使人民的生活富裕之后，还能为他们再作些什么呢？孔子说：那就是要开始教育、教化他们的时候了。由此可知使人民丰衣足食，也是想要施行德治的基本条件之一。
    2-3.政治制度——德治和法治是指治国的方法，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或共产主义制度则指是不同的政治制度，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可采不同或相同的治国方法。

    如前所述，德治的教化是得花费相当时间的。因此一个可长可久又稳定的政治制度也是必须的。以孔子当时君主制度的背景而言，想想看善人为邦百年，那必定是要经由好几位贤人持续接力式的努力才能作到的。

    综言之，孔子的德治思想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养民步骤    庶——＞富——＞教

    治国方法    法治由重而轻而无

    ————————————＞

    德治由轻而重

    ————————————＞

    政治制度    长久稳定合理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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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的特点是方便，收效快速；德治的优点则是：在早期可使法治的效果增加，中后期则可减少治国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民众理性且快乐。故孔子的德治思想在早期增加了法治的成份，在中后期则加重德治的份量，并慢慢将法治成份减到最低，最终的目的还是使民有耻且格。这也是义（宜）的表现之一吧！

春花秋月

孔子之义利观


     义，"义者，宜也"（《中庸》），便是"适宜"的意思，后来则代指人类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中应当尊循的最高原则和应当追求的最高道德；利，是指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利益和功利，这概念出现得很早。

    义利问题是中国古代道德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对国家、政治、经济、伦理及社会风尚都具有十分重创要的作用。

    几千年来，历代思想家对它进行了反复讨论。诸子中，法家提出了"贵利轻义"主张；道家以既超道义有超功利的态度来看待义利；而墨子既不是重义轻利，也不是重利轻义，而是义利合一，志功双规；而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重义轻利"（或者说"先义后利"）思想。

    孔子提出了"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孔子一方面继承了春秋中期晋国大夫丕郑、里克的观点，也认为"义以生利"，所不同的是孔子强调行义要符合礼的规定，孔子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认识到利益是使老百姓安定的重要因素，治国安民不能忽视利益的取得。就社会而言，孔子并不否认功利是其发展的重要基础。《论语·子路》里，孔子在进入卫国时，曾和冉有说过一段在"庶"（人口兴旺）、"富"（生活富裕）、之后进行"教"（教育）。由此可见，孔子肯定了实际功利对于社会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另一方面，在义利关系上，孔子又明显表现出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的思想，孔子说"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符合道义，取之无妨，这叫做“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在孔子在与子贡谈论食、兵、信、三者孰为重时，孔子以信为第一，认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和足兵体现了功利追求，而民信则属于道德追求的范围，这段话是子贡以非此即彼的极端形式，要求孔子在义利之间做出选择。在这种对立下，孔子将道德追求置于优先于利的地位。

    一言以蔽，我们不难发现"重义轻利"是适合我们现在社会的义利观。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和金钱的关系问题明显的凹现出来了。正确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也是关系到做人、立身的大事，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孔子所说的"见利思义"，有助于启迪社会成员在这方面做出正确的道德取向。

    尽人皆知，当今社会"拜金主义"蔚然成风，"物欲横流"势不可挡。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应是去规范，也就是如何让它'理性'。而我们完全可以鉴借孔子的"重义轻利"来近行调节。

    孔子的义利观显然是大题目，不才所学甚浅，故再引卫君翰兄一文，该文观点新颖，见地颇深，今摘录如下——

       举一些论语中的例子，简要说明一下孔子思想中的义及义与利之间的关系。

    里仁篇，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的主张非要怎样不可，也没有一定反对的事情，一切行事只求合于义。

    这章直接说明了义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而且这个标准不是固定的，而是会改变的。

    述而篇，子曰：德之不修…闻义不能徒…是吾忧也。知道义了之后，还不能修正自己的言行以求合于义，是我害怕忧虑的啊。

    颜渊篇，子张问崇德辨惑…徒义…知道义了之后便修正自己的言行，以求合于义。

    以上这两章说明义由知而来，而且因为知有所增加改变，义也会随之变化。

    里仁篇，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一切行事以求利为目标的话，容易招致他人的怨恨。（另解为自己心中容易产生怨恨）

    宪问篇，子路问成人….见利思义…利益当前必须要想到义。（亦即义然后取）

    季氏篇，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见得思义。见有所得必须要想到义（亦即义然后取）

    宪问篇，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公叔文子对于合于义的东西才拿取，所以别人不觉得他真的有拿取。孔子说：这样吗？真是这样吗？言下之意为孔子不太相信公叔文子已经真的做到此一境界了。

    述而篇，子曰饭疏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经由不义而来的富贵对我而言只像是天边的浮云一般。意为看看就算了，怎么也不可能会想要去拥有它的。

    里仁篇，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了解义，行事也以义为标准。小人了解利，所以行事易追逐利益。

    卫灵公篇，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固然也有穷困之时，但不至于像小人一样，一旦穷了就放滥横行。意为君子重义，不像小人一般因穷困便无所不取。

     以上七章说明义与利之间的关系。

     子路篇，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夏问为政之道，孔子说不要只注意小利，只追逐小利就难成大事。意为不因取小利而失大事能带来的大利，这是义。

    泰伯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天下有道，就应该表现自己的才能（是义）；天下无道，就应该隐藏起来（是义）。在有道的国家里，贫穷且地位低下是一种耻辱（也是义）；但是在无道的国家里，大富大贵也是耻辱的啊（还是义）。此章充分点出君子应该要能掌握义的原则来决定个人的进退，而非一昧地追逐富贵及利益。请注意孔子并未指出隐之后要作什么，至少他自己就不是单纯的隐居起来，因此这里也还隐藏了一个义。

    宪问篇，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原思问孔子何谓耻？孔子回答：在有道的国家里为官领俸，在无道的国家里也还是为官领俸，就是耻了。此章指出在有道的国家里为官领俸是无可厚非的（是义）；但要是国家无道，为官者必须尽全力改变形势，期使无道转回有道（也是义）；如果实在无力回天，则不应继续为官领俸了（还是义）。否则就是耻辱了。

    卫灵公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国家有道时出仕为官，国家无道便引退而隐居起来。

    先进篇，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所谓的大臣，应该是能以正道辅佐君主（这是义），若发现无法做到这个境界，就应该请辞（这也是义）。

    季氏篇，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在职位上必须全力以赴，如果实在做不到就应该请辞。

    以上六章说明现实生活中义与利的配合。基于以上的观察、了解，应有下列四点结论：
    1.义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而且这个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改变的。
    2.须由知来得到义，且因为知有所增加改变，义也会随之改变。
    3.合于义的利一定当取，但不合于义的利虽贫不取。
    4.义和利之间并不是谁轻谁重的问题。义乃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义对利而言，是衡量在这个时间点上，应不应该取这样的利的标准。二者是根本无法比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