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是一家”说是非

梅庐

“自是一家”说是非
星  汉
（新疆师范大学 乌鲁木齐 830054）

【内容提要】 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是他最早的一首豪放词，由此词有了“自是一家”提法，这种提法又是开创“豪放派”的前奏，笔者就此展开议论。认为，词在能“唱”的时代，必须恪守音律，使之加大宣传效果。在今天词为徒诗的时代，不必“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王骥德语）。此文之作，庶几对当今词坛创作有所裨益。
【关键词】 苏轼  自是一家  李清照  别是一家

苏轼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这在今天看来，是应当肯定的；但在当时，文人们的看法，未必如此。
《宋词鉴赏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载夏承焘先生《江城子密州出猎》赏析，他这样写道：“查朱孝臧先生的苏词编年，此词之前果然不曾见豪放词之作；他的豪放作品代表作如《念奴娇》、《水调歌头》皆作于这首《江城子》之后。于是，我认为这首词可以说是苏轼最早的一首豪放词。”笔者赞同这种说法。
苏轼词论不如他的文论、诗论、书论那样系统有序，而是散见于有关的题跋、序引、书信及宋人所撰的一些诗话、词话、笔记中，约有10余则。本文题目中“自是一家”的提法源于其《与鲜于子骏书》。全文是：
忝厚眷，不敢用启状，必不深讶。所惠诗文，皆萧然有远古风味。然此风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则疏矣。但时独于闲处开看，未尝以示人，盖知爱之者绝少也。所索拙诗，岂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荻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
为了把事情说清楚，我们不妨把则短札翻成白话，那就是：
你这样深切地怀念我，使我受之有愧，我不敢用启、状的形式给你写信，你一定不会感到惊讶。你送给我看的诗和文章，都显得萧散、疏朗，具有远古作家作品的风格。但是具有这种风格的作品已经很久没有人写了！想用这类作品来达到符合世人欣赏习惯的要求，那就相距太远了。我只是常常一个人在闲静的地方打开你寄来的诗文欣赏，不曾把它们拿给别人看，因为我知道喜爱这种文风的人少而又少。你要我写的诗，我哪里敢动手呢?但不能不写，只是没有空闲就是了。近来却很喜欢作小词，所作虽然没有柳七郎那种风味，也自是一家风格。呵呵!几天以前，我在郊外打猎，猎获的东西很多。我作了一首小词，让密州的壮士一边击掌、一边用脚叩地来唱，同时让人吹笛敲鼓应合节拍伴奏，景象很有些宏伟。现在我把这词写下来送给你看，姑且博得一笑。
这时鲜于侁（音shēn，字子骏）的职务应是京东西路转运使，相当于今天的副省级干部，地位要高于密州知州苏轼。这次书信来往的内容主要是诗、词、文的传递。不是上下级的公文来往，所以苏轼就没有用下级对上级的“启”、“状”的形式。鲜于侁给苏轼送来什么样的诗文，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这些文字不合“世俗之耳目”，所以苏轼不能给别人看，只有自己“独于闲处开看”。
鲜于侁送来自己的诗文，还索要苏轼的新诗。苏轼手头没有新作，就把近来的“小词”寄给了鲜于侁。苏轼送给鲜于侁的是什么词作，学界尚有争议。不过一般认为是《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宋神宗熙宁八年（岁次乙卯，1075年），苏轼在密州知州任上。因天旱去常山祈雨，归途中作此词。根据是宋人傅□（一个草字头一个深, 音shēn）《东坡纪年录》：“乙卯冬，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放鹰作。”清人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乙卯十月祭常山回小猎，与梅户曹会猎铁沟，作诗，并作《江城子》词。”
我们揣摩苏轼《与鲜于子骏书》的语意，是对鲜于侁说；你寄来的诗文，虽然“皆萧然有远古风味”，但是“世俗”并不理解。我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无柳七郎风味”，恐怕也不被“世俗”理解。笔者以为，苏轼作为与鲜于侁交换“自成一家”的文字，特指“作得一阕”的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
这次出猎“所荻颇多”，但是猎物里没有老虎，所谓“亲射虎，看孙郎”，只是虚拟。作者所用典故为《三国志吴志夠权传》所载：“二十三年十月，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於庱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卻废，常从张世击以戈，获之。”如果苏轼真的有射虎这种大事，一定会把这个句子写成无碍平仄的“亲射虎，看苏郎”。也一定会像后来的陆游一样“我闻投袂起，大呼闻百步。奋戈直前虎人立，吼裂苍崖血如注。从骑三十皆秦人，面青气夺空相顾。”（《十月二十六日夜梦行南郑道中既觉恍然揽笔作此诗时且五鼓矣》）要大大宣扬一番的。呵呵！这是题外话。
苏轼作《江城子密州出猎》的时候，《江城子》这个词牌的曲调还在。从苏轼“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来看，这个曲调应当是激越雄壮的。参加这次“猎于郊外”的“锦帽貂裘”们，应是属于本州知州管領军队的“厢军”和“乡勇”。因此这当是中国军事史上第一首军歌。
苏轼同年写了《江城子夠潎捓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此词平仄、用韵完全与《江城子密州出猎》相同，看来不是“另一体”。这种“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陈师道语），传诵千古的悼亡词，如果用这种“吹笛击鼓以为节”曲调来唱，肯定是不合适的。究竟如何，有待方家探究。
有多种《中国文学史》说苏轼在作《江城子密州出猎》时，有“自成一家”的主张。这把苏轼拔高了。苏轼自己从来没有说过“自成一家”的话。这封信函里说的“写呈取笑”，固然是信函来往的客套话，也多少说明此时的苏轼对于这种风格的词作，没有足够的信心。
词就是歌词，本来就是“曲子词”，就是“曲子的词”。词的语言必须通俗、明了，入耳即消，因为听众没有时间去回味、琢磨冷僻的词汇和生硬的语句。词的民间状态和初期阶段几乎不用典。即便用典，也是听众耳熟能详的文字。如“霸王虞姬皆自刎”（《敦煌曲子词騠风波》）；“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白居易《杨柳枝》）。苏轼此词用孙权和冯唐的典故，是一般听众不易理解的。
在苏轼的时代词是唱给人听的，不是写给人看的。元丰五年（1082）苏轼作《念奴娇搠壁怀古》却是写给人看的。全词是：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较之词谱正格，苏轼《念奴娇》这首词显然不合律。清代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毛先舒评苏轼《念奴娇搠壁怀古》云：“东坡‘大江东去’词：‘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论调则当‘是’字读断，论意则于‘边’字读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论调则‘了’字属下句，论意则‘了’字当属上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字亦然。”我们不难想象，在词还能唱的北宋，苏轼这首词是没有办法演唱的。我们今天唱的苏轼这首词，曲谱是后人另外谱上去的。如果说非唱不可，那也不是绝对不能。“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把本属散文的“毛主席语录”谱成歌曲，今天有些年纪的人，不是也和笔者一样“轰轰烈烈”地跟着唱了一阵子嘛！
成书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万树《词律》，以辛弃疾《念奴娇》（野棠花落）为正格，以苏轼《念奴娇搠壁怀古》为“又一体”。万树承认“此为《念奴娇》别体”，但是多处引用苏轼前后词人之作的不合律处，对苏词给予全方位的辩解。比如，他说“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即便是“我”字属于上一句，也没有关系。因为“盖歌喉于此滚下，非住拍处，在所不拘也”。笔者以为这是万树的臆测。因为《念奴娇》的曲谱，到万树的时代，已不复存在，至于“歌喉”是否“滚下”，万树是听不到的。成书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的陈廷敬等编的《钦定词谱》，以苏轼《念奴娇》（凭空眺远）为正格，以“大江东去”为“又一体”。说明文字中有“此词传诵已久，采之以备一体”。看来是无奈之举。
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这则故事，当然说明这首词和柳永不同的词风，但是这话也显然是对苏轼的挖苦、讽刺，因为当时的唱曲者，只能是“执红牙拍板”的“十七八女孩儿”，而不是“关西大汉”，更没有“铁板”可执。从这位“善讴”幕士的话，可以看出，当苏轼这种词风出现的时候，“歌唱界”惊讶的程度。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3引李清照的话说：“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这里指责“皆句读不葺之诗”的不止苏轼一人，还有晏殊、欧阳修。笔者以为，李清照所指，还不是指苏轼《念奴娇搠壁怀古》这类词作，她的要求更严，指的是晏殊、欧阳修、苏轼所有词中不去“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者。李清照还说：“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胡仔在引完李清照的话之后，来了个自己的“苕溪渔隐曰”：“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
胡仔说李清照对前人“皆摘其短”是说到点子上的，说李清照“自谓能擅其长”也不是不可能，但是用韩愈的诗句“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来讽刺李清照就有些过分了。
星汉以为，苏轼说的“自是一家”和李清照说的“别是一家”并不矛盾。苏轼是“词内说词”，说的是：有你柳永那样的词，也有我苏轼这样的词。李清照是“词外说词”，说的是：诗就是诗，词就是词，不能“以诗为词”。苏轼《念奴娇搠壁怀古》之类的词，要摆脱音乐，诗词合流，主要是给人“看”。李清照的词，要合律依腔，主要是给人“唱。”
苏轼淡化了词的声律特征。其词多有不协律者，宋人多已论及。赵令畴《侯鲭录》卷8：“鲁直（黄庭坚）云：东坡居士曲，世所见者数百首，或谓音律小不谐。”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6：“晁无咎（补之）评本朝乐章：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彭乘《墨客挥犀》卷4：“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
苏轼将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带进词坛，有意识地革新词风，别开新境，本无可非议，但是他的这种革新词风，是以消弱词的体性为代价的。王灼《碧鸡漫志》卷2称：“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弄笔者”自振了，但是“弄腔者”未必自振。
苏轼贬斥“柳七郎风味”只是不满意其俗艳卑弱的风格，并不一概否定柳词。此处举出前人两则文字即可说明：南宋黄升《花庵词选》：“后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云：‘不意别后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然已流传，不复改矣。”赵令畴《侯鲭录》：“东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晏殊、欧阳修的词中有大量的俗词，苏轼不批，却以柳永为靶子，大概是因为晏欧地位高，欧阳修又是自己座师的缘故吧！
苏轼并不主张词可以不协律，不主张取消词作为歌唱艺术的特征，只是词律的音乐性和抒情性不可得兼时，苏轼取性情而舍音律而已。现在看到的苏轼词340余首，豪放词仍居少数，绝大多数仍属于婉约词，突破格律者更是寥寥。也就说明苏轼对于音律还是刻意遵守，不是率性而为。
今天诗坛上的词作，完全是不能歌唱的徒诗，恐怕没有一个人按照李清照的要求去“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的。苏轼当时没有想到词的音乐会在历史长河中消亡。“豪放派”的出现，也是历史的必然。如果没有苏轼的出现，也会出现其他的人，只不过词的发展脚步会大大放慢罢了。
如果今天歌手们，唱的是当代词人的词作，那它的传播速度肯定很快。我们设想龚爱书、余致迪词，殷秀梅演唱的《党啊亲爱的妈妈》：“妈妈哟妈妈 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扶我学走路，教我学说话。……”如果不是唱，只是看，或是“诵”，那它的宣传效果就差十万八千里了。

（星 汉，1947年生于山东省东阿县，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域诗和当代诗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