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司徒雷登的话-----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华五十年>读后

弗庵

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如今中国人提到的不多了,孩子们不知道,了解中国现代史的人还是有印象的.这位老先生1876年出生在中国的杭州市,父母都是美国来中国的传教士.11岁时回到了美国,1905年又回到中国继承父母的衣钵当传教士.后来因在北京成功创办燕京大学而有教育家的美名,达到了他宗教文化事业的高峰.1946年,由于通晓中国世故人情,被美国政府选中当上了驻中国的大使,由一个传教士而一变为政治外交界的公众人物.尽管他认认真真地干着这个中国和世界都十分注目的角色,结果还是可想而知.1949年8月,不得不黯然归国,又不得不憋着气小心谨慎地生活.直到1962年,在一位中国人的照料下走完了自己不寻常的一生.
    司徒雷登当时之所以名闻天下,在中国也曾家喻户晓,除了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亲眼目睹中国的国民政府迅雷不及掩耳地跨台之外,还得益于毛泽东"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这句话的宣传作用.司徒雷登与中国有着五十年的情缘,他青年时期就立志奋斗的宗教事业,也因燕京大学的名气为世人称道.遗憾的是他鬼使神差地由幕后走到了中国政治的前台,最后的结局,又不能不让人对他的一生,或多或少地产生不伦不类的印象.中国人傅泾波一家将他养老送终,显然更增添了一点儿戏剧色彩.
    我先前了解司徒氏的并不比一般人多多少,偶然的机会在旧书摊上买到了其回忆录<在华五十年>(这是司徒氏一生影响社会的主要著作),当我读完之后,不得不佩服翻译家的水平,能把一本西方逻辑思维和表达方式撰写的英文回忆录,如此好地翻过来实属不易.能让我这个对翻译作品一向持怀疑态度的人感到满意,至少在我读过的翻译作品中是第一次.加之又使我对司徒雷登的一生有了较系统地了解,因此,我在读着的过程中就萌生了要写一点儿感想的念头.
    司徒氏写回忆录时已经是78岁的老人了.回忆录中1946年(70岁)之后部分占了全书的一半,可见他对这段时光是多么地记忆犹新.没有证据表明司徒雷登十分看重他的大使生涯,但从一位大半生专注和献身宗教事业的人而言,不假推辞地接受救火大使的头衔,至少说明他是有着深思熟虑才做出选择的.读了回忆录的后半部之后,对先前那位虔诚的宗教徒的成长历程津津有味的欣赏,又不知不觉中开始模糊不清乃至遗忘了.尽管后来司徒氏总是在试图以宗教仁慈的心态和口味,来诉说他的那段带来趣味和苦涩的时光,无奈与苦楚,又时时流露于字里行间.他那忠实维护美利坚合众国利益的爱国之心是无可非议的,他那忠诚于基督教义的虔诚之心也是无可厚非的;他那沉醉于西方自由民主精神的高尚之心是无与伦比的,他那强烈敌视共产主义幽灵的惴惴之心更是无以复加的.一句话,他由国美国和西方世界带到中国的,远远超过他在中国所得到的,尽管他生于中国,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又生活在中国.他了解中国的并不比他的父辈们多多少,他遗憾于中国的也许恰恰是中国人所幸运的.这一点,他或许终生未能明了.至少在他写完这本回忆录时,还没有明白其中的很多问题.
    关于司徒氏在其记忆犹新的时光里所经历和从事的一切,只要翻检一下中国现代史资料就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在此我不想多说什么.我只是想围绕着他生前的人生理想,和那个曾经十分复杂而沉重的心理世界,来一个简要的分析.当然,只能是一些不成熟和不自量力的一孔之见.这不禁让我忽然联想起小时候站在老磨房的门口,看那个和蔼可亲的老人赶着一头小毛驴,疲惫地拉动一盘古老的石磨.我不知道老人在想些什么,很同情那头毫无选择余地的小毛驴.我记忆中至今还保留着那盘似乎永远原地转动的石磨,石磨研出的面粉落下来,是那样地神奇而令人遐想.
    司徒雷登是虔诚的基督徒,是一位有坚定宗教信仰的美国传教士.他生活的年代,特别是他在中国布道的五十年,正是迄今为止中国和世界风云变化最强烈的历史时期.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二十世纪的世界打得硝烟弥漫,大陆的板块们也似乎要来一次重新漂移组合了,事实上政治的经济的和文明的碰撞使得"板块"已经进行着史无前例的重新组合.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消亡了,洋人大摇大摆地来了,官宦们要么继续做民国政府的官,要么由官而商或乡绅地主.无权无地的人物干脆学着洋人的样子拿起枪占地为王了.美国不能坐视日本鬼子占据这个泱泱大国,于是在反法西斯世界同盟中找到了亲美的统治者蒋介石.中国人北伐的主要目的就是消灭割据的军阀和幕后操纵的洋人,在苦难深重的八年搞战胜利结束后忽然发现,身后似乎还离不开洋人的影子.共产党的胜利,在于人民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和对无休无止压迫欺凌的坚决反抗.在席卷中国的革命战争中,云彩一样的政府只能是烟消云散.
    司徒氏在这一翻天覆地的世界变化中,由小心谨慎的布道者到堂而皇之的美国大使,经历什么样的心理路程,这在他的回忆录中并未能系统的有意展示出来,甚至还做了有意的隐藏和沉默.他有中国出生后就在洋枪洋炮呵护中而长大,当他又回到中国时,洋枪洋炮又已经对准中国这片古老而肥沃的土地.他生于中国又布道于中国,也只能在中国出头露面了.在中国,洋人传教士的名声一直并不太好.为此,"拳匪"曾给他们带来过不少的苦头.他们信誓眈眈的布道活动,其实始终没有多大的效果,这从今天中国大陆基督教的状况就可见一斑.然而他的同道们当时风尘仆仆的在中国内地穿梭,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自己国家的间谍角色,尽管他们永远都并不会认同这样的评价.总之,在中国那样的年代和时刻,司徒氏做了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呢?筹建燕京大学,无疑是司徒氏最值得称耀和引以为豪的事业和成就.这也许就是他不同和高明于他的父辈和同事的地方.最后当了不折不扣的公开间谍--大使,更是他的父辈和同事们所不可比拟的了.
    我一向认为,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过什么普遍和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可言.这不仅仅是因为孔老夫子"敬鬼神而远之"和修身齐家平天下的谆谆教诲,更主要的是在中国人的历史进程中,大多数时间里都面临着现实的饥肠辘辘和外部的虎视眈眈,不得不为生存而抗争.入世的实用哲学是中国人的一大法宝.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只能在暂时的经济社会稳定中进行,即使是如此,也不时地面临着灭与兴的论争乃至对抗.即便是在佛教发展时期也并未得到普遍性的认同和虔诚的继承,表现在中国化过程中的门宗的林立,和偶像崇拜中的鱼龙混杂.南朝四百八十寺里充斥着少数僧侣们的闲适,和多数中国人坐而论道的风雅;既然能把如来佛身由男而女,龙门石窟奉先寺大佛为什么不就是武则天的化身呢?佛教尚且如此,其他宗教也就不用多说了.这也正是前面讲到的从利玛窦们开始,基督徒们在中国几个世纪的徒劳无功的原因所在.
    高明的司徒氏在传教上总体上讲同样是徒劳的,转而求于宗教意义的教育事业也不是司徒氏的发明创造,只能说明他对中国有着更多更深入的了解和对教育的执着与追求.在燕京大学,他成功了;在中国却大相径庭.基督教的信仰世界里,容不得中国人由现实而升腾起来的理想王国.国人强烈的改变现实的传统和理想,视基督头顶的彩虹和天上的星星.泥腿子或不能行善,基督将军却学会了杀人,这是中国人的悲哀.更何况基督将军后面站着基督徒,基督徒后面又站着洋枪洋炮.司徒雷登在那样的时刻出任大使,其实结果是自然而然的.骨子里的东西是用刀剥不出来的,但可以自己毫不费力地表现出来.司徒氏与中国人的误会是基督教传播的最后一个轮回,只是这个轮回消耗了他的一生.
    司徒雷登作为一个自认为十分虔诚的基督徒,有着自认为十分坚定的宗教信仰,何以对共产主义那样地痛恨和反感,这是个令人不得不认真加以思考的问题.宗教徒对异教的敌视与反对是可以理解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而存在,其理想信念中明显带有改变社会的动机和要求.这也许会与宗教信仰和宗教行为产生矛盾和冲突,但未必是格格不入的势不两立.中国人反对的与其说是传教士,不如说是其后面站着的洋鬼子.这就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当司徒氏意识到传教工作收效甚微,无时无刻不受到精神文化上的排斥时,燕京大学就出现了.正当燕大的美好愿望得以实现时,日本鬼子来了.于是乎他不得不寄希望于他身后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尽管他一向并不是十分赞赏乃至反对过传教士依仗西方政治势力的传教方式.如果承认司徒氏是一个正宗的宗教人士,他担任大使的选择,也只说明他在利用政治力量来实现宗教手段所达不到的目的.其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宗教为政治服务.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司徒雷登的宗教哲学并没有也不可能走出政治的藩篱.他是一个穿着传教士服装的美国政客,也许其本人永远不会认同这一点.十字军东征与八国联军进北京的区别在哪里呢?基督就是美国的信仰,就如同共产主义是中国的现实一样.司徒氏对忠于自己的祖国从来都是开诚布公的,这与今天美国政府发言人经常所讲的"我们认为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这句话,是多么地一致.中国人相信基督,也就只有跟着美国人走下去,这是西方传教士所迂回追求的,也是一百多年来美国所不懈追求的.只不过传教士口里讲的是圣经和仁慈,美国政府手里挥动的是胡萝卜和大棒.
    这时我们是否已经看了在华五十年的司徒雷登先生呢?他拿着厚道的圣经来到中国,拿着厚重的课本走上燕大的讲台,突然扔掉了温柔敦厚的教鞭,急切地去为山母大叔寻找中国本地土长的胡萝卜和榆木棍.在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真正的司徒雷登先生了.
    五十八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司徒雷登不无遗憾的那个中国,似乎已经增加了陌生感.今天的中国是司徒氏想象不到的,这就是历史.前面我曾经谈到西方人的传教事业，在中国总体上是归于失败的,司徒雷登也不例外.这并不能说明司徒氏在中国的宗教活动没有成果,因为洋人的身分,他得以广泛地接触到中国各个领域的头面人物,也因此有具有美国政府所需要的中国通的重要政治价值.燕京大学的历史在中国现代教育文化史上占有一页,司徒氏的名字也写进了中国的现代史,这些都是历史的印记.今天读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的回忆录，与其说增加了对其人的印象，不如说是又重温了那段中国历史。毫不客气地讲，司徒氏的观点和作为，并不能改变我对其先前的了解与评价。在伟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在中国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共产主义革命风暴中，在历史伟人毛泽东的召唤下，一切中国的其他势力，一切国际上施加于中国的力量，都显得那样地渺小和无力。司徒氏又能如何呢？
    诚然，观照历史人物是无需指责的。司徒雷登先生所能施予中国的，也只能局限于其职责和能力的范围之内。司徒氏的人格似乎并无可指责的地方，而且也为中国人了解美国乃至世界，为中西方文化交流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深深遗憾本身就是施加一种影响后的反馈和效应，美国政府不希望归国后的他说三道四，也就是不希望他再有更多的影响。对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沉默不语的承诺，难道不是相当份量个人存在的社会价值吗？司徒雷登的一生为美国而生，因中国而终。这出以美国的悲和中国的喜而结束的悲喜剧，至今没有结束。尽管五十八年来有着各自的曲折与痛苦，尽管司徒雷登没有生活到今天，但是，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再次证明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历史的盲动和天真。司徒雷登的权宜之计，或许可以看作是一种似是而非般的先见，我们之所以要记起司徒雷登先生，原因正在于此。

梅庐

人有功过，是也。